针尖对麦芒，“四人帮”也在暗中调兵遣将。
1980年7月12日，王洪文在审讯中供认：
我得到许世友儿子的信后，首先找到毛远新，把这封信给他看了。
我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
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真的要有人闹事，我们就被动了，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
我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
毛远新说：“我给孙玉国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我点头表示同意，又担忧地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还得靠民兵。”
于是，我又找到北京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和张世忠，让他们连夜调集三千名武装民兵，秘密驻进中南海东侧的中山公园里，待命行动。同时，我又向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和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通报了这个情况，指令他们派出大量便衣警察和巡逻车，对钓鱼台、中南海、人大会堂等几个重要场所进行重点守卫……
王洪文所说的“许世友儿子的信”，是他以非正常手段，截获许世友儿子写给北京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说：
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
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
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
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16)
这封被截获的信，使王洪文心惊肉跳。他不仅把信给毛远新看了，而且还给张春桥看了。
无独有偶，姚文元也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不同的是，他不敢把这封信在“四人帮”中传阅。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他便谈到这封来信：
问：继续交待向你提出的问题。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了很多的秘密。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夹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
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写及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还写及张春桥“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但是，姚文元声言，他要“战斗”：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四人帮”都预感末日的来临。王洪文和毛远新都把希望寄托在孙玉国身上。
后来，孙玉国在检查中这么写道：“‘四人帮’为了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搞封官许愿，让我到总参当副总长。1974年3月，在中央读书班期间，王洪文在读书班负责人会议上利用集体封官许愿的阴谋手段，拉帮结伙说：‘在座的先给你们打个招呼，现在了解情况，将来调你们来工作方便，到时候调你们来，不来可不行。’”
此后，王洪文几度提议孙玉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孙玉国与毛远新、王洪文过从甚密。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和毛远新把孙玉国看成在军队系统中能够“调得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