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常手段”解决“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首要的问题是“四人帮”必须解决。
解决“四人帮”有两种方式：一是正常的党内斗争方式；二是采取“非常手段”，又称“特殊手段”。
第一种方式，那就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罢免“四人帮”所担任的一切职务的决定；
第二种方式，那就是采取“非常手段”，把“四人帮”先抓起来，“先斩后奏”，然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得以确认。
关于这两种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华国锋在1976年9月26日与吴德、李先念密商时，做了这样的分析：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四张半票，而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召开中共中央全会投票决定。由于“四人帮”在“文革”中提拔许多造反派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之列，因此华国锋能否在中共中央全会占上风还很难说。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他们经过反复分析，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叶剑英机要秘书曾回忆说：
1976年9月21日杨成武前来看望叶帅。当时，这是很机密的事情，谈话内容不可能让秘书知道。
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帅告诉我们，他对杨成武说，考虑到江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要采取非常手段。用党内正常斗争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叶帅叮嘱杨成武同志要注意安全。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1)，叶剑英曾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这一“非常手段”，理所当然高度机密。就像挤牙膏一样，关于这一“非常手段”的内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一点点“挤”出来的。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
但是，筹划粉碎“四人帮”，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叶剑英便已经在进行了。
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2)
另一本《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中，透露了华国锋曾想通过召开扩大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明确告诉华国锋，那样做根本行不通：
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等则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等同志的意见。他到了李先念家里，同李先念交换看法，接着，写了一张纸条，请李先念送给叶剑英。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李先念点点头。两人经过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3)
按照《叶剑英传略》的说法，拘捕“四人帮”是叶剑英主动找华国锋而得到华国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