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提醒华国锋：“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
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样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1976年8月10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丁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竿，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1967年8月7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1967年9月，在上海外滩32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〇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234辆，摩托车438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1970年6月7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1973年9月18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1973年国务院162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1974年3月20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1975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9月18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〇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〇〇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〇〇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20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