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肓。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起住进了305医院。这是一所位于北京北海公园西墙外养蜂夹道的新建小型医院。这家医院属于部队编制，按编制序列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305医院在1973年底完成主体结构，1974年春装修待用。
305医院底楼主要作为中央领导人治病、住院之用。底楼设有病房以及办公室、会见外宾的大厅。周恩来住进305医院之后，在那里办公，并多次接见外宾。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305医院写下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今年开会（指四届人大——引者注）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引者注）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305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55年光荣历史、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305医院手术室。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自1975年6月1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在305医院共经受了大小手术13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100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
接见外宾63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17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20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20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7次。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北京305医院病故。这位78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像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据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周恩来去世（杜修贤 摄）
张耀祠也对笔者回忆说：
总理去世的消息，是我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听后，很久很久没有说一句话。等了许久，我见主席轻轻地朝我挥一挥手，赶紧退了出去……(1)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是否需要出席？由谁来致悼词？姚文元曾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这“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没有出席。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去世不久，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萧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萧木，1961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写过多部小说。在“文革”中，徐景贤向王洪文介绍了萧木(2)：“这是萧木同志，工人作家，曾做过铁路工人。”这“工人作家”身份很是受王洪文看重，而王洪文身边正缺“秀才”，后来就被调到王洪文那里工作。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萧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1976年1月23日、1月28日、2月4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1976年1月31日。
萧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2月3日——正月初四，萧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