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1973年10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1974年3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20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20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1974年4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88名！
1974年10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订的名单，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上报王洪文了。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23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头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
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
从1968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免太大了！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1972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引者注），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50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1965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1965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1973年4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1974年1月17日下午4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
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1975年10月16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
天水同志：
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待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
（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待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21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对潘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王洪文），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尽”！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就恨透了他。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曾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于是，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1967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了。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来追捕他的人甩掉了。
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1968年11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1971年5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1973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像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
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1973年4月23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忏悔之意的信：
洪文、秀珍二同志：
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 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11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11月2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