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1975年5月26日，一个44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荻。笔者在1990年6月22日在北京与芦荻作了长谈。据她说，她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荻。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叶永烈 摄）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个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他长谈。
1975年8月14日凌晨2时，芦荻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据芦荻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谈起《水浒》的(14)：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荻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15)：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芦荻回忆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原委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荻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8月14日，姚文元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16)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17)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
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阻止了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怎么会知道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呢？
吴冷西曾回忆了内中曲折的一幕：
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却赶到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
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18)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姚文元亲自修改的《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
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