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中央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1)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2)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1974年4月10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1974年3月27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3)：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4)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握手。中为邓小平。（杜修贤 摄）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一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