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批驳了天才论。毛泽东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从此，“中央文革小组”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终于打倒了陈伯达，江青非常得意。就在这时候，江青到海南岛去“度假”了。据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7]：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
江青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做梦在海南岛，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岛，所以我说她是特殊人物。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197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
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日、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引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引者注）。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陈伯达的倒台，使江青十分得意。就在这个时候，在湖南衡东县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出现了一张“炮打”江青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颇有资历——乃陈云夫人于若木也。她见到江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便对江青开了一“炮”：
于若木先写了一份交给党组织的揭发材料《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接着，她又于7月3日贴出一张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以她1962年在上海所见江青腐朽的生活作风，来揭露江青的丑恶本质。
196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于若木随陈云到上海，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的一所房子。刚一进门，就感到异常豪华，尤其是清一色的绿颜色，别具一格：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桌子也是用绿绒布包了的，连厕所里马桶的盖子和坐圈也用绿丝绒包着，房子的所有窗户都是三米多高的落地窗，每扇窗都是两层窗帘，且系用高级质料做成，仅窗帘布就不下几十匹。陈云同志说：“这房子过去我住过，怎么现在全变了？”
一问，才知道专为江青整修的。现在江青不住这里了，才让陈云夫人来住。在上海，像这样布置的江青住所还有三处，陈设更是豪华奢靡……[8]
于若木的大字报，表明了广大老干部对于江青的强烈不满的情绪。不过，此时江青正红得发紫，没有理会于若木的“炮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