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35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1966年11月9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1967年3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1968年5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1938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1968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猷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1984年3月12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〇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〇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1968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13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聿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代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
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5点一直抄到深夜12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
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入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单位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根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1944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1940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入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