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水的“复出”，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了三股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
第一股势力，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以“工总司”的那班“小兄弟”为核心人物。
不过，王洪文的这班“小兄弟”，论文化没有几个上过初中，论经历没有几个当过干部，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小兄弟”们自诩“流氓无产者”，搞“打、砸、抢”算是“英雄”。
在“安亭事件”中，并未扛过大梁的王秀珍，此时地位迅速上升。因为她是党员、大专生、干部，而且又是女性，更何况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被张春桥点名，从上海国棉三十厂调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这样，王秀珍成了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
好在王秀珍从一开始造反，便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她没有像耿金章那样闹独立性，而是与王洪文亲密合作。
第二股势力，是以徐景贤为首的“秀才帮”。
“秀才帮”个个能说会道，妙手著文章，把握着上海的舆论大权。何况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秀才”，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不过，“秀才帮”内部，也像工人造反派那样，有过几次纷争。徐景贤的对手，起初是郭仁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副书记。借助于镇压“红革会”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把郭仁杰赶下了台。不久，《文汇报》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与徐景贤对垒，但朱锡琪因“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而下台，使徐景贤扫除了对手。这样，徐景贤成了“秀才帮”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第三股势力，便是以马天水为首的复出的“老干部派”。
这批“老干部”，都是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干部，被张、姚看中的，给予“解放”，“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初，王少庸掌管组织大权，地位在马天水之上。不久，马天水上升，超过了王少庸。
这“三驾马车”之中，工人造反派们常常与“秀才帮”闹矛盾。
在那些工人造反派看来，“秀才”们是一群“臭知识分子”。
在“秀才”们看来，工人造反派不过是流氓！
两派不断地发生摩擦，争斗。于是，“老干部派”出来打圆场。马天水对双方都不敢得罪，在“三结合”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自然，不论哪一派，都俯首帖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
王洪文曾感激涕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洋洋得意地说：“王洪文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他们就算数。”
正因为王洪文把张春桥当成了“老头子”，所以在1968年4月12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王洪文在他的“小兄弟”面前“回忆对比”：
“如果没有春桥同志的可贵支持，我们在安亭，就会被陈丕显、曹荻秋逮捕，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连脑袋都保不住。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总司’的，是春桥同志。第一个在安亭支持我们，答应五项要求的，是春桥同志。一点也不错，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后台——无产阶级的后台！”“没有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那就是一句话——死保春桥同志！”
“老头子”当然十分夸奖王洪文，说他“立场坚定”，说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
“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有时候，“小兄弟”们私下里说的话，虽然粗野，意思更加明白：
“张春桥不能倒。他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对张春桥就是要死保，保到底。他妈的，张春桥一完蛋，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啦？”
这样，由三股势力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三驾马车”，张春桥成了驭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