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车身雪白、漆着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啸着前进。
救护车停在林村那长长的甬道前。
两位救护人员持担架奔向姚家。
当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躯占满那狭窄的担架时，已有许多人闻讯赶来。
本来只需要两个人抬的担架，四周围了好多“造反派”战士，七手八脚，抬着姚蓬子前进。
担架通过长长的甬道时，又有好几位“造反派”战士前来助一臂之力。眼看担架就要抬到救护车跟前，由于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姚蓬子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着地是他的右颊，顿时摔得紫中带青，鲜血流了出来。
那几位“造反派”顿时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声嚷嚷：“还没进医院，就给你们掉个半死。你们等着瞧！你们不想想掉的是谁？”
救护车在急驶。周修文在车上还咬牙切齿，骂声不绝。
姚蓬子被送进了上海胸科医院。他，得了肺癌。
几天前，夜深人静之际，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林村，从裤袋里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
此人已是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中央首长”，这时甘受委屈，骑着旧自行车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在他身后十多米，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子夜时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进上海胸科医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瘦长脸的家伙，在林村像幽灵一样晃来荡去。他用“阶级斗争”的眼睛审视一切，用“阶级斗争”的嗅觉辨别一切。
他暗中调查了那几个“积极”得过了头的“造反派”，查档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现。他还拜访了离姚家不远的那位江青心腹、后来当上“文化部长”的于会泳——本来住在那里的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32]，自从1966年9月9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杀身亡，于会泳便抢占了她的那套舒适的公寓住宅。
过了半个多月，那张瘦长的马脸才在林村消失。他，实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阶级敌人”。不过，那几位“造反派”战士已察觉幽灵的存在，吓得魂不附体，后悔当初拍马屁拍在了马脚上。
收音机里播送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连幼儿园里的孩子也必须洗耳恭听。姚蓬子在胸科医院单间病房里听着广播，枯黄的脸上泛着笑容。他本来期望儿子成为一个作家，不料这么有出息。想当初，当儿子神秘地要他帮助查《明史》的时候，就连他也觉得批什么《海瑞罢官》纯属多管闲事，如今他方知儿子确实“先知先觉”，青胜于蓝。
1969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往看望、慰问。姚文元派来专人，在床前聆听姚蓬子对后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着为林彪起草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无法分身。
1969年2月17日，肺癌终于结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辆大卡车在苍茫的夜色中驶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军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众多的藏书，运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车，搬了过去。
几天之后，周修文回林村取点衣服，见到了邻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货，别人还没问，她就先吹了起来：“哎哟哟，康平路那里真好，连东西都不用自己买。你只要开一张单子，过一会儿，有人就会替你买好，给你送来！”
刚说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脸，摇头了：“哎哟哟，那里就是有一点不好——前前后后，都有警卫员站岗。这么一来，你们就没办法来看我了。那个地方，‘外头的人’是进不去的！”
她吹嘘一番，抬着头、挺着胸，一副“革命妈妈”的标准姿势，开步走了。
邻居们望着她的背影，有点糊涂起来：她刚才说的康平路“有一点不好”，究竟真的“不好”，还是假的“不好”呢？
不过，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决定不开追悼会，以免太招惹别人的注意。虽说周修文对此曾有些不满，无奈儿子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到底“站得高，看得远”。于是，姚蓬子的遗体被悄然送进火葬场，不声不响地在世界上消失，结束了他的错综复杂、曾“红”曾“黑”的一生。
姚蓬子安葬在杭州南山公墓。现在的墓碑是2008年11月重立的，墓碑上刻着“子文元，媳金英”。
看到姚蓬子的墓，不由得令人记起他在诗集《银铃》一书《自序》中的话，他认为“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而他是一个“睡在坟墓中的人”，所以这些诗是他“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1]1986年6月16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了黄晨。
[2]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3]叶永烈于1986年7月26日、1995年9月30日、1995年10月3日及4日多次采访秦桂贞。
[4]笔者在1995年10月对秦桂贞再度作了采访之后，曾写成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当时文章中写成“秦桂贞又一想，也许是彭真或者是鲁迅的儿子找她。因为彭真以及鲁迅的儿子都曾希望她去他们家烧菜，当保姆。”文章发表后，1996年3月23日，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给笔者写了一封信，通过丁言昭女士转来。周海婴先生针对上面一段文字，在信中指出：“鲁迅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作为唯一的我，可以确切地肯定，不论直接、间接，都不认识她，也没有需要请她来我家当保姆、烧菜。因此，请先生今后出版此书时（或转载）把涉我的一句予以删去。谢谢。”
笔者接周海婴先生来信后，即查了采访秦桂贞的录音带，她当时确实是那样说的。于是，笔者于1996年3月29日给秦桂贞打了电话，她作如下答复：“当时，我在北京北海幼儿园工作，鲁迅的孙子在这个幼儿园。我认识鲁迅夫人。她曾对我说，希望到她家烧菜、当保姆。”
笔者在当天给周海婴先生复信，除了说明了秦桂贞的意见外，还表示：“我尊重先生的意见，删去有关先生的那一句话。”
1996年4月6日，周海婴先生又写一信给笔者。信中说：“昨天我请教了陈明先生的妹妹，她在北海幼儿园工作几十年，现已退休，住在楼下哥哥家里。她说记得很清楚，秦桂贞调入和调出。她说秦是1953年离开的，在园里时间很短。调出调入都是江青那里办的。我的孩子是三岁以后才能进北海幼儿园，那已经是1957年之后的事情了。”
笔者在4月9日收到周海婴先生来信，又打电话给秦桂贞核对。秦桂贞告诉笔者，她是在1958年离开北京北海幼儿园的。她说，这有档案可查，上海的她的许多同事也都可以证实她是在1958年回到上海的。所以，她说，她绝不是“1953年离开”北京北海幼儿园的。事隔多年，陈明的妹妹可能记错，而她作为当事人不会记错自己调离的日子。
笔者经过与秦桂贞多次核对，以为她的回忆是可靠的。如果她早在1953年就离开了北海幼儿园，她怎么可能知道鲁迅之孙周令飞在这个幼儿园呢？周海婴先生的指正也是正确的，因为她所说的“鲁迅之子找她”不确，应是“鲁迅夫人找她”。
虽说以上只是一件小事，笔者很感谢周海婴先生的认真指正。1996年4月13日晚，笔者在与丁言昭女士通电话时，她建议笔者写一段注释，说明核对事实的经过，附于书中。笔者以为她的意见很好，所以写了这一注释。
[5]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3册，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6]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3册，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7]据黑雁男：《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版。
[8]过去常说成是“匿名信”，实际上严慰冰寄给林彪的信署化名，如“基度山”，应为“化名信”。
[9]据严怀瑾（即严慰冰）：《严朴生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0]扬帆：《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1]扬帆：《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2]经盛鸿：《演员与“网员”：江青在延安鲁艺的双重身份》，《粤海潮》2008年第1期。
[13]方林：《怀念许建国》，《人民公安》2002年第8期。
[14]即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
[15]《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16]2003年10月31日，叶永烈在杭州采访王芳。
[17]《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18]2004年3月26日，叶永烈在杭州采访王芳的夫人刘馨。
[19]《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20]据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页。
[21]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夏其言。
[22]黄志伟：《徐家汇藏书楼》，《鼎》第12卷。
[23]1986年4月11日，叶永烈采访在“上海藏书楼事件”中深受迫害的费毓龙。
[24]1986年5月11日、16日、23日，叶永烈三度采访葛正慧。
[25]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叶永烈在上海两度采访方兆麟医生。
[26]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27]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28]1986年7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士奎及姚蓬子家的里弄干部。
[29]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30]当时上海市信件邮资为4分人民币。
[31]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32]1986年5月9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李翠贞教授的胞妹李孝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