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一直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每当他的轿车驶过离他家并不太远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如同驶过一座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的军火库。
《大晚报》一张也不缺地收藏在那里。
他曾做过一个梦：雷电交加的夏夜，一声霹雳响过，徐家汇藏书楼火光冲天，一张张《大晚所》顿时化为灰烬。
可惜，梦只是梦。徐家汇藏书楼装着避雷针。
后来，曾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那是1966年8月下旬，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各地图书馆，都成了红卫兵“铁扫帚”进行清扫的目标——因为图书馆几乎集“旧思想、旧文化”之大成。
我查到戚本禹在当时接待各书店、图书馆代表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大革文化命”的活生生的见证——
■ “文革”的重灾区——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叶永烈 摄）
新华书店代表：“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8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书店里的古旧书被查封了。有些造反派来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出版的书，除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外，都要鉴别后再发售。”
中国书店代表：“中国书店现在不收古书。有些学校在烧古书，认为古书没有用了。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满楼道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不少人家在烧字画。”
造纸厂代表：“我们已收来了不少古书，有些已经化浆造纸。还有很多古书堆在那里，当作造纸原料。北京师大刘盼逐的古画，也送进了造纸厂。通县纸厂已收到几千吨线装书！”
北京图书馆代表：“我馆清理了书库，已有不少书送入造纸厂。”
红卫兵代表：“大作家郭沫若不是说，恨不得把自己过去写的书都毁之一炬。毁之一炬，就是烧书！”
戚本禹：“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们代表新生产力么！他们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
戚本禹的话，为焚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红卫兵们壮胆。
北京吹什么风，上海掀什么浪。
上海铁道医学院的红卫兵高举红色大旗，杀进“封资修大本营”，勒令上海图书馆领导交出所有书库的钥匙。他们拿钥匙干什么？为的是要杀进书库“扫四旧”——烧书！
张春桥得意了。他推波助澜，说了一句具有很大煽动性的话：“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真正有用的不过一架子！”
北京一批红卫兵杀进上海，冲到徐家汇。他们看见徐家汇大主教堂尖屋顶上的十字架，气急败坏：“红彤彤的上海，怎么能容忍黑色的十字架！”
他们冲进了天主教堂，居然把英文打字机当成“间谍”的“发报机”！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顶的热火朝天的时刻，红卫兵们听说，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还有个“毒草库”——徐家汇藏书楼，马上朝那里冲去。
上海图书馆锁上了大铁门。
徐家汇藏书楼关紧了那扇小门。
好不容易，才算躲过了这场焚书的危机。
1967年4月起，徐家汇藏书楼开门了，一群又一群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那里。他们不再是来烧书，却是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查阅发黄了的报纸杂志。他们的目光，甚至把旧报纸上的每一条“启事”都一一审视一番。这一回，他们把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掀动着发脆了的书页，唯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涌向徐家汇藏书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里。
一时间，“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各式各样的介绍信，递到图书管理员手中。
红卫兵、造反派们怎么忽然对这座“毒草库”产生了兴趣？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1966年9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61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文革”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61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61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61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有22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康生深知，一旦把61人定为“叛徒集团”，就可以扫除一大批政治对手，可以借此打倒刘少奇、张闻天。
精于权术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写的报告，未必能够推翻党中央原来对61人的结论。于是，他“发动群众”，把“抓叛徒”的风声泄露给红卫兵、造反派。
由于那些“反共宣言”、“脱离共产党声明”都是登载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报刊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
其中，最积极的，要算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了。大抵他们仗着“地利”——他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太不在行。他们就连“民国二十四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们要求葛正慧给予辅导。
葛正慧真的给他们以辅导：他拿出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的《申报》、《立报》，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
《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一篇又一篇文章，都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
他转身进入书库，拿出了“炮弹”——1936年3月的《大晚报》，放在红卫兵面前。
葛正慧指着那篇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道：“这篇文章很要紧，你们好好看一看。”
在葛正慧的“辅导”之下，红卫兵用带着敌情观念的目光，把那篇文章扫视了好几遍，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又请求葛正慧“辅导”了。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开头的一句话就看不懂。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田军是谁？”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的妻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得到鲁迅的推荐、支持，才出版的。你们可以查一查《鲁迅全集》，那上面有鲁迅为这两本书写的序言。”
葛正慧耐心地“辅导”着西安交大的红卫兵。
当红卫兵读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写的序言，葛正慧又进一步“辅导”他们读《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
自然而然，红卫兵们问：“狄克究竟是谁？”
葛正慧轻声地说：“狄克就是张春桥！”
“真的？”
“千真万确！”
红卫兵们第一次听说，张春桥原来是这么个人！
他们从多次的“辅导”中，知道葛正慧颇有学问，相信他不会说假。
红卫兵们的本意，是要在徐家汇藏书楼抓“叛徒”，不料却抓了个攻击鲁迅的“狄克”。
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全文抄录了关于“狄克”的材料。葛正慧在微笑中，把“炮弹”交到了红卫兵手中。
“狄克=张春桥”，悄然在红卫兵中“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