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上海兴国招待所宽敞的套间里，脚下是一片厚厚的紫红色的地毯。刚刚洗过热水澡，张春桥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严实地密封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只写着一个“张”字，字迹是那么的熟悉。
张春桥每隔几天，就要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封。他关照过秘书，只写一个“张”字的信封，必须由他亲自拆看。
这一回，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最新一期《扫雷》。标题一下子就把张春桥的目光吸引住了：《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从何而来？》。
《扫雷》写得有声有色。据“调查”，上海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是由北京“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5日成立，主要成员是高干子弟。——译者注）所策划的，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的孙子，陈云、陈毅、贺龙、李井泉的儿子，乌兰夫的外孙，邓颖超的秘书的儿子……
虽说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传单成千上万，《扫雷》却属“绝密”的简报式内部刊物，每期只印几份而已。有时，干脆不印，用复写纸复写。这份《扫雷》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每期必看的。自从发生“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之后，他便下决心，建立一支“扫雷纵队”。《扫雷》，便是他的“扫雷纵队”不断编发的情报刊物。
张春桥的“灵感”，最初得自林彪在1967年1月的一次讲话：“要继续把矛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
张春桥首先要扫除的，便是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张春桥的“地雷”。
一个32岁的青年，被张春桥看中了。
张春桥最初注意起这个青年，那是在1966年10月。一个名叫游雪涛的人，自称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给张春桥写信，反映上海青年话剧团某女演员因“造反”而处境维艰。
当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正要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张春桥正需要在上海树一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而游雪涛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为张春桥“送”上了这么个“典型”。
趁着回上海的时候，张春桥让秘书调来游雪涛档案——这是张春桥的习惯，先要摸一下“底牌”。
牛皮纸大口袋，上面印着“干部档案袋”，用毛笔写着“游雪涛”三个字，很快送到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1935年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人家庭出身填“城市贫民”，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便失去父亲，母亲当时只28岁，拉扯几个子女长大，家庭确实常常揭不开锅。他是长子，16岁就进入上海绒布厂当工人，以分担家庭重担。靠着自学，靠着苦读，学会了写作，终于成为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又进一步成为文艺组的副组长……
虽说张春桥自己的历史不干不净，但是他却尽量要用一些历史干净的人作为自己的爪牙，以免被人揪住小辫子——他已经吃够了妻子文静的苦头！
看来，游雪涛的历史是清白的，何况是个党员，头脑灵活，笔头也可以。
于是，“面试”开始了。
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对于游雪涛来说，无异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他意识到，他要交红运了。
平常，张春桥跟陌生人见面，先要“嗯”、“喔”一阵，让人家说够了，这才开口讲那么几句。这一回，跟游雪涛握手之后，张春桥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很快就发觉，这个年轻人是块料子，头脑里充满政治细胞。年纪轻轻，对上海政界人士，有着清清楚楚的了解。
第一次见面，张春桥认识了游雪涛，游雪涛也敏锐地认识了张春桥——这个“大人物”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情报！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政界秘密情报！
聪明的年轻人投其所好。他常常给张春桥写信，那每一封信，就犹如一期《扫雷》简报。他是个小人物，而小人物有着大人物所缺少的方便之处：他可以随意在各处串连，可以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可以记下每天街头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去摸一些政界人士的“底牌”……他在上海滩上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何况，他手中有记者证，在三教九流之中活动是很方便的。
这样，小人物的眼睛成了大人物眼睛的延伸，小人物的耳朵成了大人物的耳朵的延长。张春桥对于上海滩上的一举一动，都随时获知。
最初，只有游雪涛单枪匹马在干。他不断给张春桥写信。每一次接到张春桥托秘书打来的电话，每一次的约见，都使他备受鼓舞。
张春桥意识到，偌大的一个上海，只有一个“包打听”太不够了。于是，游雪涛扩大为“游雪涛小组”，亦即“扫雷纵队”。
游雪涛以“捷尔任斯基”自居，把他的小组喻为“契卡”。他只效忠于一个人——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之后，便任命游雪涛为这个“市革会”的“群运组”副组长。
特务机关，从来都是有着堂而皇之地名称。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是“调查”又是“统计”，多么动听。张春桥给游雪涛挂了个“群众运动组”的名义，何等迷人！
张春桥给“扫雷纵队”安了秘密基地——上海永福路244号的一幢独立的小楼。从此，“扫雷纵队”的代号取为“244”。永福路是一条临近淮海中路的马路，交通方便而行人不多。那里离张、姚的兴国招待所，徐景贤的“丁学雷”小楼，王洪文盘踞的东湖招待所以及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机关都很近，轿车在几分钟之内均能到达。
游雪涛严格地挑选着人马，逐步发展他的“扫雷纵队”。笔者查阅了“扫雷纵队”全盛时期的名单，全纵队共计35名队员。这些“侦探”的职业，五花八门，既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队员之中，还配备了打字员、司机。全队拥有四辆汽车，四支手枪，一颗美制手雷，三架微型录音机。经张春桥批准，这支队伍直接向“市革会”领取经费，但从不说明用途。
在35个人之中，只有游雪涛与另一个头头夏某有“市革会群运组”的工作证。游雪涛自称，这是一个“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组织！
游雪涛在献给张春桥的一份《一年工作总结》中，曾写及这支特殊队伍的不为人知的心态：
我们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
我们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诽谤。
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员在上海活动，同志们冒着倾盆大雨，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轮班守候大旅馆门口，以便知道他们究竟与上海哪些人对口……
什么“老人串连会”？哦，哦，游雪涛一口咬定那是“走资派”搞的。
“听说”——仅仅是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有那么个姓李的来上海，又听说，这个人是“厅局级干部”。无缘无故，这个人就成了游雪涛小组追捕的对象。
“注意！注意！此人坐了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轿车！”“扫雷纵队”紧急动员起来，那辆“华沙”在雨中开出“244”号；那辆“本茨”轿车也出动了；十多辆两用车，在雨中急驰。
外滩查过了，中百一店查过了，九站也查过了，没有发现“米黄色的伏尔加”。
对了，对了，听说那人住在淮海路——他们称之为“淮海路老李”。
集中兵力细细在淮海路搜寻。
像大海捞针一般，好不容易，在锦江饭店的车库里，查到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一看汽车车牌，正是江苏的。
虽说“淮海路老李”查到了，游雪涛却不急于逮捕他。队员们在风雨交加中，躲在角落里，监视着锦江饭店，以求查明“淮海路老李”跟上海哪些“走资派”联系。
很遗憾，并没有“大鱼”上钩。
“扫雷纵队”动手了。他们戴着大口罩，在墨黑的深夜突然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把他蒙上双眼，架走，塞进汽车。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当遮眼的黑布被取下之后，他才知道，已被押进一个地下室。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凶神恶煞；“迎接”他的，是木棍皮鞭。
“淮海路老李”无端蒙冤。他，竟不明不白地被“扫雷纵队”关押了几个月。
“淮海路老李”只是受到“扫雷纵队”迫害的众多的无辜者中的一个。
“扫雷纵队”的宗旨，是张春桥定下来的，即“挖出陈、曹埋下的第二套班子”。其实，“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扫除张春桥的一切政敌”。
游雪涛“忠诚”地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工作着，实现着张春桥定下的宗旨。游雪涛所编的《简报》、《动态》、《动态增刊》，达300期之多，密送张春桥的情报达1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