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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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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换星移。

和风吹拂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茵茵,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23]。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善本书籍。

他,年近花甲,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195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旋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30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1970年2月9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就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24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竟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应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得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待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待什么?

他无法交待,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就算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也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待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待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待,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字。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1972年9月2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还患上了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顾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善本,1706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1682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骊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中的是“士可杀不可辱”;

在“文革”在后,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