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王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
1966年10月3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
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
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江青曾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
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
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5]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
1937年，16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轻，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1938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6]
1939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飞往莫斯科。此后，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戏剧表演和导演。1946年归来。
1949年12月，当毛泽东赴苏联会见斯大林时，28岁的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
此后，在1950年，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孙维世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4—1956年间，孙维世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教材，如米·戈尔卡柯夫《导演教程》等；翻译了哥尔多尼的名剧《女店主》、《一主二仆》，作为训练班演出剧目；培训了一批专业导演骨干。1956年夏，孙维世受命与欧阳予倩合作组建中央实验话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她导演的《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是在导演艺术上富有创造性之作。
1964年春，创作并导演了以大庆人演大庆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新中国话剧史上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
孙维世曾任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二届理事。
孙维世怎么会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内中的因素错综复杂，原因颇多：
一、江青跟孙维世相识颇早。当年，蓝苹进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时，14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也在那里，深知江青的底细。
二、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跟金山结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敌。当年，王莹跟江青争演《赛金花》时，金山极力支持王莹，跟王莹同台演出。
三、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江青把对周恩来的不满发泄在孙维世身上。
四、在延安时，任白戈写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着演资本家的姨太太，而孙维世演大小姐。首演时，毛泽东前来观看。与江青的愿望正相反，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压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
除了以上四点缘由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据黑雁男著《十年动乱》一书中，写及江青的一段话：“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着的一个才子。”[7]
江青跟孙维世，原本是话剧界同行，从20世纪30年代结怨，旧恨加新仇，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她被定为“关死对象”！
孙维世果真被在狱中“关死”。
那是她入狱不过七个来月——1968年10月14日，她惨死在囹圄之中！
周恩来闻讯大惊，知道内中蹊跷，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因为孙维世只有47岁而已，何况平时身体是不错的。
不料，孙维世的尸体却被火化，未作解剖！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狱中关了七年零四个月，直至毛泽东说了话，他才于1975年获释。他出了监狱，才知妻子早在七年前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