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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王莹惨遭江青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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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

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

“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炫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出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

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

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致置于死地而痛快。

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

“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

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

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

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

于是,发生了本章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蛟,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

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

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

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查!玉莹在1954年底从美国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

查!王莹自1958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

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

“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

果真,1967年2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

“中央文革小组”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30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

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

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玉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筋疲力尽。

1967年7月1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

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

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

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

“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于死地。

“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1970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1972年11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1974年3月3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2]

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

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那个华旦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江青记得,华旦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旦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

虽然史东山在1955年已经死了,可是,华旦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旦妮应列为“审查对象”!

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账,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1937年2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

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伶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30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

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