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沙发下看看，拉开茶几瞧瞧，江腾蛟在仔细检查着巨鹿路那幢小洋房，生怕暗藏着窃听器。
江腾蛟的干将——上海空军部队文化处长张彪，奉命来到。紧接着，组织处长袭著显、秘书处长刘世英、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赶来报到。
六个脑袋，几乎凑在一起。江腾蛟轻声细语，交代了来自北京的绝密任务。但是，江腾蛟只说“首长指示”，并未讲明“首长”是谁，也不点明真正要追抄的是什么。江腾蛟又增添了于伶、周信芳两家，以遮掩真正的目标。
按照江腾蛟的部署，张彪负责侦察七家地形。虽然张彪的脚有点瘸，行动却疾如电，迅如风。只花了半天时间，他就把这七家周围地形、出入路线查个水落石出。神不知，鬼不觉，他的侦察不露形迹。
袭著显奉命组织抄家队伍。江腾蛟决定，这次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去抄家。袭著显从警卫排里挑了二十多名战士，假装红卫兵。不过，清一色的男青年，未免太“整齐”了。于是又从军内“可靠”的干部子女中，选了二十多人。
就在这时，张彪侦察回来了。他附在江腾蛟耳边，建议减去于伶、周信芳两家，原因是于伶家就在空军招待所对门，挨得太近容易暴露自己，而周信芳因主演京剧《海瑞上疏》，被当作“南方的吴晗”，不知抄了多少次家，已经没有“油水”了。
江腾蛟觉得张彪言之有理，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夜幕降临。四十多名假红卫兵，穿着各色便衣，集中在上海东北角、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这个新村，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位于僻静之处，在上海并不显眼。其实，那儿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来上海，常住那里。后来，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秘密训练的敢死队——“教导队”，就住在新华一村，在那里进行格斗、捕俘和各种特殊训练。
秘密会议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召开。夜里，那儿无人问津。张彪面对四十多个假红卫兵，下达“战斗任务”：“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据侦查，落到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领导决定让你们化装成红卫兵，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凡属文字材料、照片，都要没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
据张彪1980年9月18日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江腾蛟作了如下五条规定：
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
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
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
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假红卫兵们被蒙在鼓中，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迎着秋风，几辆卡车在昏黑、冷清的马路上疾驶。郑君里家是重点，由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两人带队。
“一号”郑君里家，江腾蛟的女儿也混在假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由袭著显带队。
“三号”陈鲤庭家，由张彪负责。
“四号”童芷苓家，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顾而已家，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都属“不设防的城市”。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却如入无人之境，空手而去，满载而归。
江腾蛟通宵坐镇巨鹿路，守在电话机旁。总算一切顺手，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
以陈丕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尚未被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99期《文化大革命动态》，作了这样的报道：“10月9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
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和张彪飞去，然后刘世英、袭著显飞去。“上面”交代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路名已经“革命化”了，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44号空军招待所，住入北楼六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另三个住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