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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第十六章 疯狂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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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名的红卫兵”夜半敲门

子夜,万籁俱寂。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谁呀?”保姆披衣起床,问道。

“开门!”命令式的男声。

“你是谁?”保姆又问了一句。

“开门!”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

保姆刚把房门开了一条缝,一群凶神似的男女就拥了进来,约莫十几个人。一律便衣,男青年居多。进屋之后,立即把房门反锁。

时间:1966年10月8日午夜。

地点: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寓中。

郑君里和夫人黄晨[1]都被惊醒。一人看管一个,郑家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自由。

没有任何证明,没有说明来者是什么单位。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他们拉上窗帘之后,就动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端坐在沙发上,用眼神指挥着。看得出,他是头头。

年轻人打开郑家所有的箱、柜、抽屉。看得出,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语言不多,动作熟练;把每一本书卷曲,用大拇指指甲按着书页,迅速地逐页翻卷过去,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每一本线装的书,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查看折页之中是否夹着什么。

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尤其是信件,全被装进包里。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也都囊括一空。

直到清晨6点,头头说声“走”,这群人呼啦一下子就撤了。

郑君里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朝下俯瞰: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走,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郑君里觉得这群人来得蹊跷,去得突兀,当即打电话给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赵丹刚刚来过电话,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八号三楼他的家中,一直抄至清早才走。不抄财物,唯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

紧接着,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告急。顾而已和陈鲤庭都是“电影老人”。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槐荫记》等电影,还主演过许多影片;陈鲤庭导演了《丽人行》、《结婚进行曲》等影片,写了电影剧本《鲁迅传》等。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马上接到来自电影界的密报。

很快地,她又获知,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同样手法,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五家,显然有来头。

然而,文静居然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未接到抄家者的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第99期《文化大革命动态》,刊载《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受谁指使?

文静急告当时正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也愕然,不知何方神仙突然插手上海。

文静1977年2月28日这样回忆蹊跷的“抄家事件”:“1966年10月8日晚赵丹、郑君里等人家被抄,我们认为事关重大,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未回信,仅叫警卫员带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

文静答复电影界、京剧团的造反派:“不要管了!”

“夜半鬼敲门”,这“鬼”来自何方?五位被抄家的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如同蒙在鼓中。

1969年4月23日,受尽凌辱的郑君里,死于危难之世。

一年之后,1970年6月18日,顾而已也饮恨而逝。

他俩至死不知那次神秘抄家的主谋是谁。

直到1976年10月,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阴霾之气一扫而光,那个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主谋落入人民的法网。

“十八”抄家案被列为“国案”进行审查,这才终于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