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4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前一天——1月3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斗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5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5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萧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萧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了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1月8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样，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销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1934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1935年在长征途中，1942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因此，他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萧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也正因为这样，1966年8月，刘志坚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由于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1966年11月13日、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萧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12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1967年1月4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的发生。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瓦的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为囚徒——在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的情况下。
不久，萧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阵营：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