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斗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嘭、嘭、嘭、嘭、嘭、嘭……
1967年1月24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臂上佩戴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戴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着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23颗木头疙瘩。“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23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1月25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按张春桥的指示，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行吗？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交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1月26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干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嘭、嘭、嘭、嘭、嘭、嘭……
1月27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23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了？”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1月28日凌晨又响起一阵嘭嘭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18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车，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
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
“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
“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扛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
“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
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
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喷去。“红革会”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
这里的“张三”指谁，上海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不点名的标语，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标语所代替：
“张春桥算老几？”
“张春桥≠中央文革！”
“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张春桥的老虎屁股！”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落入那幽静的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如坐针毡。他，从“狄克”，到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到为“女客人”抓“样板戏”，到批判《海瑞罢官》，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每一步高攀，都费尽心机。如今，眼看着上海党政大权就要到手，难道功亏一篑，失于“炮打”？
“红革会”决心跟张春桥大干一场，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时间：1月28日凌晨。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吗？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1010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急急如律令。28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们云集上海市中心的俄式建筑物——那座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苏友好大厦”用同一张图纸建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这儿，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近在咫尺。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北大厅，“红革会”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还在那里讨论着掀起全市炮打张春桥高潮的计划。
7时，一辆轿车驶入中苏友好大厦大门，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
惊人的消息，飞快地传入会场。“红革会”的头头们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狄克”，到底是“狄克”！坐在兴国招待所，他已接到确切情报：“红革会”头头们，正在秘密策划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他思索着对策。再动用军队吧，弄得不好，事态会进一步扩大。任其秘密策划吧，一旦大游行爆发，那么他就将葬身于上海群众愤怒的海洋。仿佛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仿佛兴国招待所建造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张春桥心中打着小九九，来了个铤而走险，干脆，“走到群众中去”，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红革会”！
当张春桥拉着姚文元一起去的时候，姚文元直摇头。姚文元以为这样的“高姿态”太危险，等于走进炸药桶！
张春桥呢，笑了，说姚文元太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姚文元无奈，只能跟着富有“群众斗争经验”的张春桥，坐上了轿车。
张春桥走在前，姚文元跟在后，步入北大厅。张春桥的脸，此时此刻一直保持三分笑。他尽量使每一步都稳稳地迈向前。他径直走向会场的中心，坐在一把最显眼的椅子上。姚文元随着他，坐在他的旁边。
红卫兵们一下子被镇住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张春桥为自己的“高姿态”能够赢得这样的效果，脸上从三分笑增加到五分笑。他侧过脸白了姚文元一眼，仿佛在说：瞧你，多么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当张春桥刚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红革会”的头头们已从刚才突如其来的惊讶状态中复原，有人高声地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争得了会议的主动权：“打开《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顿时，大厅里响起一片背诵声，因为这段“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差不多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一听念这段“最高指示”，张春桥马上意识到这下子要麻烦了。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发言之前，总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诚如乐曲的前奏。一听念什么样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面的发言是什么样的倾向。
果真，语录念毕，就有人直呼“张春桥”，而不是用那种又亲昵又尊敬的“春桥同志”，大声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
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红卫兵们像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张春桥冷冷地从嘴巴里挤出一句话：“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荻秋所利用……”
这下子，像火上加油，锣里加钹，红卫兵们更加气愤了。于是，有人不客气地揭他们的老底了：“张春桥，你的臭老婆是什么货色？”“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
没想到，张春桥的“高姿态”，却为红卫兵们斗他提供了绝好机会——他竟与姚文元一起，坐着轿车，送上门来供红卫兵批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是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去了”！
从晚上7点，一直斗到凌晨1点，整整六个小时！红卫兵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张春桥和姚文元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大“左派”，第一次尝到了挨批斗的滋味。虽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张春桥一身冷汗，衣衫湿透。他们的秘书被红卫兵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所以张、姚只得听凭红卫兵批斗，无人救驾。
直到凌晨1点，红卫兵们要把张、姚押往复旦大学。张春桥、姚文元上了轿车，一溜烟，逃了！
这一天——1967年1月28日，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记忆之中。“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成为上海尽人皆知的笑谈。
1月29日晚，复旦大学大礼堂人声鼎沸，“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大会结束之后，以“红革会”为主的几千名红卫兵涌向上海街头，连夜张贴海报。
海报上印着这样的醒目句子：“1月30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张春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29日凌晨，他冷汗淋漓地逃回兴国招待所，疾步奔向电话机，挂通了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张春桥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的“阴谋”。
就在29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第二天的行动。
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特急电报交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春桥的目光飞速掠过电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由白转灰转黄转红。
他拿起“BH”铅笔，刷刷地在电报的天头上写下一行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
当秘书拿着电文坐上轿车前往印刷厂的时候，张春桥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