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摩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1967年1月8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9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
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此致 上海市委
要求者代表 蒋××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
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1966年12月26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像包身工！”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1967年元旦到1月4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令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使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霉——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9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到会的共有35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6]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朱永嘉这位“秀才”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10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了。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35个造反派组织，只有32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32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1月10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1月8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