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3日夜，北京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吉普车，载着四五位男子，驶入报社[4]。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25岁的陈阿大和18岁的“小廖”。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个“小廖”，就是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5]。
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前一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王广宇挂了电话。据王广宇回忆，聂元梓说，上海的王洪文等人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大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张春桥同志接见。
王广宇向张春桥报告了聂元梓的电话内容，张春桥答应接见，但要求人不要多，只让王洪文等主要负责人来谈就可以了。时间定在当天晚上，新任办事组长宋琼将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
当天晚上，王广宇乘坐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到了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由王叫了四个人，一起乘车去解放军报社。
据王广宇回忆，王洪文等人向张春桥、姚文元谈了上海市各工人造反派在运动中的情况，介绍各派头头的能力、优缺点、威信以及在运动中方向是否正确之类，也谈了和“走资派”斗争批判资反路线的情况。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奉毛泽东之命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姚文元原本是张春桥一手提拔和倚重的。从这时起，张姚成为上海的共主，张姚在许多场合总是一起亮相。当然，在张姚二人之中，张春桥永远的第一提琴手，姚文元则听命于张春桥。
10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簇拥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2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622弄7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2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下午2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开会庆祝夺权成功。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上海的局势剧变。
1月5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
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1月5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
这张传单指出：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11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
草稿经过修改，在1月3日印出初稿。
1月4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11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1月4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1月5日头版版面。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