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
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深谋远虑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从1966年11月29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丁学雷”和“罗思鼎”要出马了。
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丁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即朱永嘉。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徐景贤出狱之后，笔者也与他多次见面。
徐景贤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作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8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1904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1917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1921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1926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值中国处于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22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子，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1927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1931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42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1928年4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1928年4月7日，上海《申报》第3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蓬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1928年8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1933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触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1957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20来年的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柯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工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柯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柯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1964年3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1965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竟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眼看着陈丕显、曹荻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形势不断吃紧。1966年11月25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27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28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小组”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小组”，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岌岌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1966年12月12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荻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命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绉绉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12月18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篷一（聂元梓于16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现把传单全文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造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