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1943年秋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12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
另外，在1963年“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文静在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承认自己有过叛变行为。
文静在《干部履历表》的“何时何地被捕、被俘过，经过情形及表现如何”一栏中写道：
1943年12月8日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担任区委宣传委员，日寇大扫荡中被俘（在园坊村）负伤。由平山被压（押）到石家庄，先在石家庄日寇司令部，后解到日寇1417部队，在监狱中关了半年，后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
与文静同时被捕的王晓初（汪雨菲）在1976年12月26日写道：
我叫王晓初，河北平山县人。1943年投敌，1944年春被扣到日寇驻石家庄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第一四一七部队，与李淑芳关在一个木笼里。后来我们一起参加了宣传班，日本矢野中尉宣布李淑芳为班长，为敌搞反共宣传，积极编写宣传材料，记起的有“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焚”等。她还为敌出谋划策，搞策反宣传。李亲自讲演，宣扬“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谩骂共产党、八路军，作过广播宣传，与日寇中西少尉秘密外出散发传单。她参加了日寇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对日寇抓捕的我方工作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女干部，她总是对日寇说这个是废物，说那个思想不良，而被关进木笼。由于她忠实为日寇效劳，受到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称赞，称她是“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给她的薪金多，待遇也高。
文静在1963年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承认自己曾经叛变
此外，天津市公安局在相关材料中也写及：
文静于1943年12月8日被捕，被捕前担任中共平山县郭苏区委员会宣传委员。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几位女同志。
文静被捕以后变节投降，被日本侵略军编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石家庄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1417部队，归日寇宪兵中尉矢野一郎管辖。文静在变节期间，为侵略者撰写大量反动宣传文章、为日军的侵华行为做辩护，鼓吹“中日满、永亲善”，她不仅在电台上播音，还参加演出，主要反动作品包括《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
陈丕显也说[25]：
张的老婆李文静抗日战争时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柯却违反组织原则把她调到市委要害部门工作。
我长期负责上海市委干部组织工作，还兼管过审干领导小组组长，非常熟悉李文静历史问题，多次提醒柯庆施，但柯庆施就是不听。
文静在1963年就亲笔写下自己“叛变了革命”，可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条“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俨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18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
就在这一天（12月28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危险道路。
……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12月29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12月29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注：柯庆施夫人）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调查：
29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100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