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千上万的市民。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又一绝密情报: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22],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38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作“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1928年1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想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11月26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1000匹,号称拥有80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安亭事件真相!》;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诉》。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沓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