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张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像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诉”，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10]，21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1964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分？”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分——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王“司令”手下，正缺“成分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是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