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上午10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场。
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像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像一锅粥。
王洪文赶紧叫人把大会发言名单塞到张宝林手中。张宝林来到话筒前宣布：“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台下有人带头鼓掌。很快，掌声响成一片。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高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下子，会议才算真正开始。王洪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第一个上台的，便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代表：“战友们，同志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血衣”，声嘶力竭地咒骂起来。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马上叫人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说是“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曹荻秋严词拒绝。他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紧接着上台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的代表。他拿着经过王洪文“审定”的发言稿，慷慨激昂：“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阻力，完全来自于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一小撮人，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辩护士和卫士，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反动路线的典型缩影！……”
这时，台下的“永忠队”队员们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施惠珍！”
又有人高呼：“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附在执行主席张宝林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
你方唱罢我登台。当“永忠队”代表结束了长长的“控诉”之后，叶昌明上台了。他的发言角度与众不同。他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一个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揭发说，这个小组是“假典型”、“黑标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番“批判”。
会议如同马拉松赛跑，冗长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数，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只几千，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两万人，因为整个文化广场都坐满了。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来得晚，吵吵闹闹要冲进会场，几次三番引起会场骚乱。好在王洪文这时已经有了“经验”，遇上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便叫人领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口号声如同“镇静剂”，稳住人们的情绪，使会议能够开下去。
薄暮降临，文化广场里的电灯亮起来了，这个嘈杂的成立大会总算接近尾声。
会场里响起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的声音：“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能坐视不管。”
那么，“工总司”要怎么“管”呢？“宣言”讲得明明白白——夺权！
会场里回荡着充满杀气的声音：“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那最末一句话，原本出自毛泽东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经过王洪文的“活学活用”，把三十多年前毛泽东用在地主身上的话，用到了上海市委、用到了曹荻秋身上去了！
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已经站起来的人们，又坐了下来。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我不代表市委！”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像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晚上9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夜，10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恪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凌晨2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琪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有人质问张琪：“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张琪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张琪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曹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
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1]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采访崔家邻居余凤珍。
[2]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采访崔家邻居余凤珍。
[3]据王洪文的大弟弟王洪武说，其父亲叫王国胜。
[4]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5]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采访余凤珍。
[6]1986年10月27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王有富。
[7]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8]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采访余凤珍。
[9]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10]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11]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12]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13]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14]包炮，现用艺名包泡，雕塑家，曾参与毛泽东纪念堂、中国抗战纪念馆的雕塑创作。
[15]据金大陆、金光耀：《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世纪》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