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28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1987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宫本显治同志的意见。”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说：“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3月11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久久地一言不发。这一次康生知道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49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尖锐地批评了《二月提纲》，批评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称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称姚文元是“小鬼”，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5]。
毛泽东说：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学阀，不读书、不看报、又没有什么学问的、又包庇坏人、包庇吴晗、翦伯赞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他们是阎王，姚文元是小鬼，大家怕同你们联系，现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党阀，解放左派。
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你（指康生）告诉彭真没有？
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中央有些部不做事，包庇坏人，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科长做事，改成科算了。
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各地方的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接着，毛泽东又对魏文伯说：
你们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保护左派，左派写文章，谁不犯错误。
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改了几次，就是有错误嘛。列宁手稿也改得很多。
许立群专门搜集关锋的文章，不搜集吴晗的文章，要批评。我们要保护左派。尹达有两句话是对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大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历史上都是这样。
我最近同乔木谈，书不可不读，多了也没有用。中国历史书太多了，我们有些军区司令，如许世友他们，也不懂宋元明清，但他们会打仗，会阶级斗争。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他们实际掌握了文、史、哲、经、电影、出版等等事业，对他们一个是要驳倒，一个是给他们饭吃，有职无权。
我也保过吴晗，但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底，他少年时代就拍胡适的马屁。郭老、范老这两个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不懂学术，郭老搞古代史就很有成就。
有人插话：郭老在海南岛写了两首诗，发点牢骚。
毛泽东说：
郭老写两首诗不算什么，他是个杂家、学术批判可找二、三个有代表性的人，不可过多。姚文元关于海瑞修吴淞江的事，海瑞修水利是榜上无名的，修水利还不如张居正。海瑞的平离策要好好批判，他还画了地图，很反动的，要好好加以批判。
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现在写文章的人许多我都没见过。李希凡写一篇文章，调到《人民日报》，做了人大代表，再没有写出好文章。关锋是不是人大代表？……但是也有危险，年轻人要注意，现在学校历史系不出历史，文学系不出文学。报刊编辑、记者很复杂，保皇党很多。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好比孙中山和康梁。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走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我怀疑。
文化革命要进行到底，回去告诉彭真同志。中宣部没做过好事，总是被动，压制别人的积极性，不准革命。
毛泽东的这一谈话，大大鼓舞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