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1992年2月15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荪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这个笔名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璜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写心集》），内中写及：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璜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璜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是江青同乡，也是山东诸城人，比江青年长12岁。早在1924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解放后，1954年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1959年冬，孟超应北方昆曲剧院之约，根据明代戏曲作家周朝玉的传奇剧本《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李慧娘》刻画了南宋末年太学生裴禹和奸相贾似道的宠妾李慧娘之间离奇、悲壮、纯洁的生死恋，从中反映出贾似道的荒淫误国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改编过程中，孟超曾多次向他的同乡康生“讨教”。
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1961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指康生）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2]
1961年《剧本》第7、第8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
1961年夏秋之间，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李慧娘》。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康生登台与孟超以及全体演员合影。他还先后两次致信孟超，赞扬《李慧娘》的成功。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在文中，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江青给《李慧娘》“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以为是为“毒草”叫好，一起批！
1962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他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
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分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1963年3月16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3]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这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柯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5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4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8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1962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江青批判京剧《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1961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4]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曾回忆了毛泽东就这一问题对他以及《人民日报》进行的批评：
不久，毛主席（1964年）6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我到达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在座，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陆续来到，彭真同志也参加。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对着我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毛主席指着我说，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研究》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要百分之百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毛主席这里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的文章，是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该文认为这出戏改编得好，并批评那种把鬼戏一律看作迷信的观点。后来报社文艺部收到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我审看时认为不必由人民日报出头大张挞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时发表批评鬼戏的文章，于是把此文转给《文艺报》处理了。因此人民日报一直没有认为发表赞扬《李慧娘》是错的，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编辑部一直认为，不能说一切鬼戏都是坏的，禁止一切鬼戏也是不利的。
毛主席这次批评，比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要严重得多。很明显，毛主席这时已开始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了。[5]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1965年2月18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孟超在1964年受到“停职反省”处分。在“文革”中，更是受尽折磨，于1976年5月6日含冤去世。1979年6月16日，孟超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