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棍子”“失业”了一年的时候，张春桥告诉姚文元重要消息：庐山会议的“反右”浪潮，已经波及首都文艺界。这一回，康生树了一个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论”。
惯于以“领导”意图为行动指南的姚文元，赶紧跑进图书馆，找寻那“箭靶”……
巴人，不论是革命经历，还是文学经历，都足称老资格。他，本名王任叔，并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从“下里巴人”中，取了笔名“巴人”。论年龄，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30岁。
早在1924年，巴人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向来看重同乡。巴人借助同乡之谊，1926年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任机要科科长，暗中为周恩来传递重要情报。大革命失败后，巴人在上海参加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鲁迅去世后，他曾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1950年，巴人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1953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在1957年1月号天津《新港》杂志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两千来字的《论人情》，大喜过望——这下子可找到“大批判”的好材料了。
在《论人情》中，巴人写道：“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巴人指出：
“什么是人情呢？我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棍子”顿时“摇”起来了，挥笔疾书，写出长达万言的《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抢先在全国批响头一炮。姚文元在1960年1月写完，《文艺报》在1960年第2期刊出，上海《文汇报》于2月10日全文转载。顿时，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巴人的一股狂澜。
姚文元居然用“老鼠粪”来嘲弄老作家巴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像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巴人的‘人性论’是成体系的，他几乎把它贯穿到文艺的一切方面去，把很多问题都搅混了。”
姚文元追根刨底：“巴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系统，这样猖獗，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巴人的人性论，同在新文学史上我们曾经与之进行许多次斗争的人性论，特别是胡风、冯雪峰的人性论，是一脉相通的。”
一阵乱棍，打得巴人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61年，巴人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在“文革”中，巴人被逐回家乡奉化，于1972年7月25日受迫害而死。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挣扎着写完160万字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
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之际，顺便捎带着给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授一棒——在1960年第5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
1960年冬，又是那个张春桥，向姚文元透露重要的“信息”：柯庆施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听说，毛泽东几次谈及美学问题。
美学，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养成赶浪潮“习惯”的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通美学书籍，便在1961年1月17日《文汇报》上，发表一整版的长文《论生活中的美与丑》。
不料，假猴王遇上孙悟空。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读后，写了批评文章，在1961年3月17日《文汇报》上发表。
“冒充金刚钻”的姚文元，虽然口口声声说“对于美学，我是一个初学者；懂得还很少”，却在1961年5月2日《文汇报》上，发表整版长文《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从此，他批判起朱光潜教授来了。虽然他对美学确属外行，而在破口骂街方面却十分内行，他居然给朱光潜教授扣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