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1925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104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1977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
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柯庆施。与他一起下车的，乃张春桥。
经过一番摸底、筹备，柯庆施终于走马上任。
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1955年，53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扬（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1957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柯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一个，柯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
张春桥的升迁，确实借助了柯庆施这把梯子。不过，柯庆施毕竟与张春桥有着很大的区别：柯庆施虽“左”，但在1965年便去世，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那些罪恶活动。他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忠实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虽有微词，诸如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但并没有视他为张春桥的“帮”中同伙。
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说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他从未批评过张春桥。
虽说柯庆施早在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论革命资历是很深的，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柯庆施博得毛泽东好感，那是在1956年，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时候。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
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的观点：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
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
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1962年柯庆施（中）陪同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左一）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
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柯庆施那里的毛泽东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
张春桥呢？在1956年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