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需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164]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1950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
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前往杭州，江青也一起来到杭州。这次毛泽东在杭州住了70多天，一直住到1954年3月14日离开杭州。毛泽东走后，江青继续住在杭州。3月20日左右，陡然起风波，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寄往杭州，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给江青。
这封匿名信，使江青吓出了一身冷汗！
信中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已经被揭露，中央很快又要开始审干了。你江青有着堕落的历史，难逃这次审干。我已经把你30年代在上海的丑行写成材料，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
信中很具体地写及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种种风流韵事，还提到江青曾经在上海被捕自首，甚至还说江青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
由于当时江青在杭州，最早经手这一匿名信案件的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自2003年至2006年，笔者曾经多次采访王芳，协助王芳的三位秘书整理出版了45万字的《王芳回忆录》，于2006年9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芳曾经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因为王芳曾长期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而毛泽东特别喜欢杭州，先后来杭州多达42次，在这里度过了800多个日日夜夜，毛泽东在杭州由王芳负责警卫。在“文革”之后，王芳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省委政法委书记、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1987年4月至1990年12月任公安部部长，还担任国务委员、武警部队第一政委、武警部队党委书记。王芳因病于2009年11月4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 叶永烈在杭州多次采访原国务委员、公安部原部长王芳
王芳告诉笔者，江青1954年的匿名信案件，当时为了保密，代号为“18号案”。王芳曾经详细地向笔者谈及“18号案”。
笔者根据王芳的回忆，专门写了《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8号案”》，收入《王芳回忆录》一书。
王芳说：“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她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谈了一个上午，主要是讲自己的历史。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我看了一张纸，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王芳告诉笔者，匿名信上有一句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65]：“你这样的人，现在还像苍蝇一样，爬在毛泽东的脚面上。”
那封信没有署名，但是信封上写着“华东文委”。写信者知道江青的历史问题，又知道江青的行踪──在杭州休养，这表明必定是中共高层圈内人士。
尽管清查匿名信的作者的范围不大，但是当时并没有迅速查出。
王芳回忆说：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18号案件”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笫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笫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察。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应为许建国—引者注）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笫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珍，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的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166]
在上海方面，参与“18号案”侦查的，还有许建国。许建国当时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据许建国说，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把侦查任务交给他的。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的副部长，离开了上海，没有再参与“18号案”侦查工作。
在王芳领导下，核对了800多人笔迹，未能侦破此案。六年之后，“18号案”的侦破，事出偶然。王芳回忆说：“一直到1962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167]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中共元老：1920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被人称为“延安五老”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林伯渠曾经有过四次婚姻：他的原配夫人叫司马殿英，是由父母指腹为婚，于1910年病逝。司马殿英去世之后，林伯渠与小学教师伍复明结婚。林伯渠到中央苏区后，与范乐春结婚。范乐春1928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时，她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病逝于闽西。林伯渠进入延安，与朱明结识，在1945年5月和朱明结婚。
朱明（1919—1962），原名王钧璧，安徽定远县人。
在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和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了。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王芳回忆说：
我记得那年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主席回北京之后，林伯渠和夫人朱明来杭州住了五六天，是我负责接待的。我几次去住地看望他俩，对他俩很尊重，很热情。
当时江青身边缺少一个人陪她，是我让朱明的女儿去陪她的。当时江青对我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但是事后江青这样多心的人，不会不怀疑。因为朱明给江青的匿名信很可能是那次住在杭州时写成的，到了上海后发出的。[168]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林伯渠到延安之后，曾经于1937年与李俊在延安结婚。由于两人不合，于1941年离异。所以朱明实际上是林伯渠第五任妻子。可能由于朱明自杀的缘故，红旗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林伯渠传》，只字未提朱明。
宋庆龄在1960年6月13日一封书信中写及：“我很伤心地告诉你，原陕甘宁主席林老，上个月二十五日去世了。他患有心脏病，现埋葬在这里的八宝山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虚弱的双手捧着他的骨灰盒，而我们在后面走着，这情景真是感人。”[169]宋庆龄提到的林伯渠妻子，就是朱明。
前文写及，江青赴苏联治病时，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当时叫李利）担任江青的翻译，与江青朝夕相处。在“文革”中，林利被江青投入监狱，单独监禁达七年零四个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