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那是东邻延安城墙的一家地主的院落。后来，史沫特莱迁往凤凰山东麓一排五孔的窑洞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毛泽东与贺子珍也住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离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窑洞很近。由于史沫特莱采访毛泽东，而吴莉莉居中翻译，因此吴莉莉跟毛泽东有了许多接触，毛泽东也经常到史沫特莱、吴莉莉的窑洞里去。
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经这么写及：“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珍妮斯·麦金龙、斯蒂芬·麦金龙所著的《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则根据史沫特莱的记录这么写及：“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她（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正是吴莉莉“唤醒了”毛泽东的“青春幻想”，所以毛泽东对吴莉莉充满特殊的好感。
《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继续写道：“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
毛泽东写给吴莉莉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因为吴莉莉在离开延安时含泪烧毁了毛泽东的诗稿。
吴莉莉也能写诗。她以毛泽东写给她的诗的韵脚所和的诗，也没有流传下来，同样因为吴莉莉在离开延安时含泪烧毁了她写给毛泽东的诗稿。
《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披露：“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这表明，毛泽东写给吴莉莉的诗，不止一首。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细节：其一，在毛泽东一生中，只为杨开慧、丁玲、吴莉莉、江青四位女性写过诗词；其二，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37年写给吴莉莉的诗词之后，再也没有诗兴，中断了六年之久，直到1943年为悼念国民党军抗战殉难烈士戴安澜做了一首诗。
海伦·斯诺在她的《延安采访录》一书中，有一节《同毛泽东共进晚餐》，内中写及“莉莉”，即吴莉莉：
今天是（1937年）5月31日。我在门外的小炉子上烤了两块白薯，要了两筒菠萝罐头。翻译莉莉小姐炒了辣椒和鸡蛋。史沫特莱还在餐厅要了白菜汤。除了小烧饼外，还有大锅饼。
傍晚，景色非常美丽，就像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的油画，是那样的清晰，那样蔚蓝。毛泽东看着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给她的花浇水，并闻了闻两盆玫瑰花。他问我，美国人最喜欢栽种的是什么花。我说是玫瑰。
两只小狗不见了。史沫特莱的卫兵和另一个卫兵打起架来，那个卫兵打过他的狗。他经常打架（指的是她的小鬼）。她的特务员患过肺炎，身体很虚弱。她想给他一些牛奶和可可粉，可是他不要。她那位新来的特务员看起来像J. E. 布朗。我问他是不是爱尔兰人，他说：“不，是陕北人。”他干活很利索，脸上有一对酒窝，总是挂着微笑。
连队住的山坡下有一个广场，操练拼刺的喊杀声响彻整个山谷。“那是回声，”艾格妮丝说，“你站在山顶上可以听见毛泽东演讲。”他们唱《狄克西兰》，一直唱了半个小时。我想给他们教教《斯特恩之歌》，莉莉会这首歌。我们经常在一起唱许多古老的歌曲。
毛泽东躺在炕上，枕着史沫特莱的铺盖卷（吉姆·贝特兰曾经使用过。我把吉姆给我的那件红衬衣送给了王汝梅）。饭菜弄好后，我们喝了白干。莉莉喝得太多了。毛泽东说，他也喝得太多了。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显得并不陌生。史沫特莱一直在咳嗽，可她不想去治疗。她屋里经常备有优质红茶，是利普顿牌的。
……
艾格妮斯经常用扑克牌玩单人纸牌游戏、算命，非常有趣。除了丁玲外，我们在延安找不出一个“危险的”妇女可以同莉莉相匹敌，丁玲可算一个，不过她现在也太胖了（原注：莉莉是个女演员，留着长长的卷发，非常漂亮。她最近刚到延安，当英语翻译。我写了她的生平）。艾格妮斯和我假装争夺徐海东，把毛泽东逗乐了。[68]
在海伦·斯诺笔下，“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表明毛泽东与吴莉莉的关系非同一般。
终于，贺子珍忍无可忍，爆发了“吴莉莉风波”。
史沫特莱曾经把“吴莉莉风波”告诉埃德加·斯诺。斯诺在史沫特莱去世后，在日文版《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讲述了这一风波。斯诺先是写及贺子珍与史沫特莱之间产生的矛盾：
延安的妇女们开始注意到男人中有一种挑战的意味。她们怀疑史沫特莱是主要祸根。比如，她们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用那么多时间同她们的丈夫在她窑洞里谈话实在是怪事。……
正是毛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两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
史沫特莱有个习惯，常讽刺年轻的共产党官员们怕老婆。她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从妇女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解放全中国……史沫特莱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她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
……
在一封信里，史沫特莱有趣地写道：“毛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还写道：“我还没有用跳舞腐蚀毛，不过很快就可能成功。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69]
史沫特莱在延安首倡舞会。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及：“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毛泽东对于跳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毛泽东说，“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位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70]
斯诺在日文版《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写及了吴莉莉其人：
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她也是延安“现代剧”剧团的主要演员。她的特长是扮演西方戏剧中的主角，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
史沫特莱与大多数领袖谈话都是吴做翻译。史沫特莱和她是女搭档，亲密朋友。通常当高级领导人不带妻子去拜访吴时，史沫特莱就充当吴的女伴。
红军正在享受几个月战争间歇的和平。春意融融，嫩禾染绿了红色的土地，海棠花竞相开放。终于摆脱了连年战争的毛泽东，阅读大量书籍，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还写了大量的诗以指导吴莉莉。太阳一落山，毛在开始工作前，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毛和史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的爱情。
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么两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
史沫特莱后来对我（指斯诺）说：“他（毛泽东）孩子般的好奇使我惊讶。”还有，“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吴莉莉好像在他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致的感情及青春的热望。她（吴莉莉）总是在毛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而我们可以假定毛向史提出的某些问题是直接对着吴莉莉的。吴莉莉是那么生气勃勃、敏感、优雅，每当史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是说给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莉莉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莉莉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的诗篇。[71]
斯诺在日文版《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详细写及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甚至发展到打了吴莉莉，发生了“吴莉莉风波”：
有一个夜晚，史已经睡下，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莉莉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到敲门声，门打开又关上。她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混蛋！你想欺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
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自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是聊天。你作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情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
毛的妻子突然转向吴莉莉。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贺骂道：“舞厅的婊子！你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莉莉的头上流了下来，吴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毛的妻子又转向史：“帝国主义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家里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么丈夫？还算是男人吗？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吭。”
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力，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贺不甘罢休，不肯起来，毛不得不叫来另外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离开了。他们下山时，毛默默无语地跟在后面。许多人从自己的窑洞里惊奇地望着他们走下山去……[72]
王行娟在她所著《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一书中，这么写及这场风波：
在史沫特莱和女翻译（即吴莉莉—引者注）来到延安之后，他们夫妻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吵。毛泽东是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相待。他觉得同史沫特莱和女翻译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就多了些。
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多事的人把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传到贺子珍的耳朵里，甚至有人给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有些看不习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去。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以后回家，经过一个窑洞，发现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她料到毛泽东就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走。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同他在一起的，还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译。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们三人谈兴正浓，神采飞扬。
贺子珍一见到这般情形，曾听到过的传言顿时涌上心头，脸色阴沉下来。
屋里本来热闹的气氛霎时消失，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这是极尴尬的局面。那位活泼的女翻译想打破沉寂，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贺子珍想摆脱对方的拉扯，但摆脱不开，不由得使了点劲，嘴上还说：“你少来这套！”她最后那一下子，力度大了点，不仅把女翻译的手甩开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稳，几乎摔倒。于是这位女士叫嚷了起来，连哭带闹的。
不知她叫嚷时用的是什么语种，也不记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其结果是那位女洋人出来打抱不平，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贺子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气势汹汹地要打贺子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子珍。这样，他应该去拉那两只要打人的手，他却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让贺子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血，黑了一圈。
正当她要挥出第二只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又对那位洋人说：“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说完，他把贺子珍带走了。
贺子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每当人们问她你的眼睛怎么样啦，她都不愿说出真情，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
贺子珍自己叙述的经过就是这样。从她的叙说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当时流传的是她打了人，而且传言中说成是她打了毛泽东。贺子珍曾经委屈地说我怎么可能打主席呢，论力气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呀。[73]
关于“吴莉莉风波”，与史沫特莱、吴莉莉相邻而居的李德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1932—1939）》[74]中也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1937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1958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1937年至1938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也写及吴莉莉（吴丽丽）引出的风波：
在1968年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过吴丽丽这个人。她是位女演员，曾令毛迷醉过，并且无疑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奏。三十年代后期吴丽丽作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的译员来到延安。后者是一位记者，并且是中共领导人的朋友。吴丽丽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风姿绰约，并很有天分，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都留运动短发、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涂浓艳的口红（她从上海带来的）。1937年5月毛拜访史沫特莱，恰逢还有吴丽丽、斯诺夫人（即尼姆·威尔斯）也都在座用晚餐。同许多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吴丽丽崇拜毛。当他们都酒酣兴浓时，她大胆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贺子珍听说了这件绯闻──而传言是否要比斯诺夫人看到的要多，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她正式指控吴丽丽使她丈夫移情别恋。毛否认了这一指控。据斯诺的说法，其结果便是吴被流放出延安。
难道被放逐的吴丽丽真的是江青的先锋官不成？尽管江青没有专门指明她与毛交往的时间，但毛的对手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却从侧面告诉了我们这一点。1938年早春杨从上海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她被安排和贺子珍住在一个房间。一脸病容的贺向她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子烈问她为什么不在延安和她的丈夫及同志在一起。贺说她想去莫斯科看病，不想回延安。“泽东对我不好”，她解释说，“我们总是吵架。他摔板凳我就摔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吴莉莉风波”引出严重的后果。珍妮斯·麦金龙、斯蒂芬·麦金龙所著的《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这么写及：
翌日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毛不得不重视它，他召开了中央会议，讲明了事情的经过，并听凭中央作最后裁决。会议决定将此事当作“秘密事情”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夫人，她召集了许多延安夫人，以求得她们的支持，还要把史沫特莱和吴丽丽驱逐出延安。事情在闹大，愈益不可收拾。最后，毛找到史沫特莱，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令人不愉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这次我要和子珍彻底决裂。我说出离婚的理由，人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话，为你自己辩护。”
毛请求中央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子珍受到了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丽丽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的诗稿，加入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她决定离开延安。
史沫特莱所说的“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似乎是不确切的。贺子珍离开延安时，并没有与毛泽东离婚。
不过，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引用斯诺的著作，有类似的说法：
她（指贺子珍—引者注）正式指控吴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别恋。毛否认了这一指控。据斯诺的说法，离婚因而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法庭裁定的，其结果便是吴和贺都被流放出延安，而后者我们知道，去了俄国。
维特克称吴莉莉是“江青的先锋官”，意即为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铺平了道路。
史沫特莱在即将离开延安时，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起，告别了延安。
“吴莉莉风波”的后果是导致三个女人离开延安：
1937年8月底，吴莉莉离开延安，去了西安；
1937年8月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后来辗转去了莫斯科；
1937年9月初，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去了北平。
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个时候，1937年8月底，一个比贺子珍、吴莉莉更加年轻的女性进入延安，进入感情蒙受打击而处于郁闷、孤独的毛泽东的世界。她就是改名江青的上海影剧演员蓝苹。
那三个女人的离开延安，并非江青引起，与江青无关。然而那三个女人的离开延安，却给江青创造了难得的“真空”。
海伦·斯诺曾经这样评论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喜欢女人的男人，但不是普通的女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人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气氛，他欣赏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忠贞。他不畏惧有独立头脑的人，不拒绝口红和卷发。”
正因为这样，当“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忠贞的吴莉莉之后，另一个“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忠贞的江青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理所当然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难怪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贺子珍、吴莉莉和江青：“贺子珍的争强好胜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她是悲哀的；吴莉莉曾经与毛泽东是那么接近，但她的命运不济，她是可怜的；江青是幸运的，吴莉莉为她创造了机会，江青也把握了机会，终于与毛泽东白头偕老。”
顺便提一下，几年之后，当曾志（当时任中央妇委秘书长，陶铸夫人）从广东来到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离开贺子珍，毛泽东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75]
不言而喻，毛泽东在跟曾志谈话时，略去了“吴莉莉风波”。
据说，吴莉莉是“被礼送”离开延安的。毛泽东在与吴莉莉离别时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
又据称，“吴莉莉风波”使吴莉莉引起中共情报部门的注意，怀疑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其实是子虚乌有），强制她离开延安，不让她再与毛泽东见面。
就在吴莉莉被中共情报部门怀疑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时，她一到西安，却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货真价实的“共谍”，把她逮捕。
这时，曾经与吴莉莉协议离婚的张砚田正在西安担任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从狱中救了出来，复婚。
吴莉莉与张砚田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张小芒，女儿叫张小菲。
然而，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据香港媒体报道[76]：
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是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缎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又据称，吴莉莉与张砚田感情不好。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砚田在外面与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1949年，张砚田一家在成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率领下，东西夹击，合围成都。张砚田带着两个孩子乘飞机前往台湾，而吴莉莉坚持要留在成都，拒绝同行，躲到好友雷锦章家。
据朱汉生称，张砚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
张砚田在台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还曾担任“经济部政务次长”，著有《人口与饥饿》、《中国土地政策导论》、《现代中国土地政策》等书。1986年病逝于台湾。
吴莉莉则在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1975年病逝于台湾，终年64岁。儿子张小芒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则移民美国，成为经营中药材的富商。
张砚田在与吴莉莉结婚之前，曾经在13岁时与一位年长他4岁的女子结婚，育有一子，名叫张依群。张依群在中国大陆长大。据张依群在《我的父亲张砚田》一文中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他有这样一位父亲，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他受在台湾的父亲株连，备受煎熬。“文革”之后他当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担任了河北省乐亭县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他还担任电力部的攻关课题组主持人，获得过电力科学研究院的技术进步一等奖。
据朱汉生称[77]，吴莉莉离开成都时，有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存放在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家。其中装着毛泽东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诗词和一本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毛泽东在《聊斋志异》上写着“润之赠吴莉莉”。成都解放之后，中共有关部门派人到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家，把毛泽东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他们：“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朱汉生说，雷锦章喜爱毛泽东写给吴莉莉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亲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长大了，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可惜在“文革”中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以及书信抄件不知去向。
在笔者看来，由于吴莉莉有相当好的文学修养，毛泽东赠线装书《聊斋志异》给吴莉莉是可信的。毛泽东曾经写诗给吴莉莉，也可以从史沫特莱的著作中得到佐证，但是毛泽东写给吴莉莉的信有四十多封之多，恐怕系讹传。
史沫特莱称，毛泽东与吴莉莉的交往，仅限于精神层面。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对于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而言，吴莉莉只是一颗匆匆而过的流星。然而毛泽东却深深烙在吴莉莉的心中，成为影响她一生的一颗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