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当时的延安，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无数左翼青年。仅在1938年5月到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江青就是这众多左翼青年中的一个，而且她去延安的时间比较早—1937年8月（此前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名为“红军驻西安联络处”）。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纭。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该书第二卷的第60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同年9月（指1939年—引者注），‘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1938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1939年秋完成公映。”
该书1963年2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剧照，说明词写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不料，那却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1980年8月的第二版上，那剧照说明词中的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44]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记得，1935年4月20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莫仲乔，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1936年6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1933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李鹤。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李鹤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蓝苹在生活上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1936年7月，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蓝苹“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那时，唐纳刚和蓝苹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徐明清打听到蓝苹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蓝苹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蓝苹留了一张字条。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蓝苹。徐明清想，蓝苹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蓝苹。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一冰，你上哪儿去？”蓝苹问她。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蓝苹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蓝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徐明清一直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蓝苹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此后，她与蓝苹没有联系。她没有给蓝苹去过信，蓝苹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她是在西安见到原来临海女子师范的同学李佛古，知道李佛古的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借助于这层关系，来到西安北大街幼稚园工作。
过了一年—1937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蓝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