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黄敬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泾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儿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1934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黄敬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泾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于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黄敬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黄敬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泾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