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苦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地带，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冤狱众多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12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幕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485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130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时，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传》，20万册；
《张春桥传》，15万册；
《王洪文传》，13万册；
《姚文元传》，5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脉络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20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485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的保管处于相当混乱状态。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时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份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6时离家，8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大资源库。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221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现，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明显带有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5000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30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亲口叙述。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借住房东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要求她，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能接待采访。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才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夫人黄晨。在20世纪30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了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我庆幸及时采访了黄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
■ 叶永烈采访张耀祠将军，江青就是他拘捕的。
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采访了她们。
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是江青当年在沪时的团支部书记，江青进入延安又是她介绍的，是极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对她进行了多次采访。
在北京，我还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江青前夫黄敬（即俞启威）之胞妹俞瑾；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江青秘传》作者，曾经为毛泽东、江青看病），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教授（她向我讲述了“批《水浒》运动”的由来）……
在四川，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接受了我的采访，第一次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
在美国，我采访了当年的红卫兵领袖、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他是红卫兵的倡议者之一，也是所谓红卫兵“三论”，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
■ 老作家施蛰存致叶永烈函（关于姚蓬子）
在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夏其言；《文汇报》原总编陈虞孙，《文汇报》原办公室主任全一毛；原上海出版局局长、著名杂文作家罗竹凤；上海图书馆原参考书目部主任葛正慧；中共上海市委原教卫部部长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迹。
■ 叶永烈访问秦桂贞
■ 叶永烈采访毛泽东儿媳刘松林
■ 叶永烈采访徐明清
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
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还介绍我去采访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对姚家的身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前往姚文元故乡—浙江诸暨采访，姚公埠的老邻居以及诸暨县档案馆给予热情接待；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张春桥18岁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时，便在施蛰存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这些年，我奔走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量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样，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电影《东进序曲》中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统战部原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深感遗憾的是，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了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我还采访了当年的“文革”大员们：
我多次采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回忆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经过，回忆了他奉命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的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经过，他与第一副组长江青的矛盾，他如何倒向林彪以及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毛泽东痛斥的经过……
■ 叶永烈采访陈伯达
■ 叶永烈采访王力
我多次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他的回忆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他还把诸多手稿交给了我。
我还多次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
我访问了当年《红旗》杂志编辑、“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者林杰。
我实地走访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年在上海的住处，走访了江青进入延安时所去的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江青生活或者学习过的延安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以及中共中央党校旧址、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走访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江青住处。我还采访了江青秘书阎长贵和杨银禄。
虽然我终于完成了长卷《“四人帮”兴亡》，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写作已经画上了句号。我仍将继续采访、补充、修改，以求写出更加丰富、充实的《“四人帮”兴亡》。
叶永烈 2002年4月22日初稿 2004年9月10日二稿 2005年6月6日三稿 2008年7月5日四稿 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