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谈论坟墓、蛆虫和墓碑吧，
让我们以泥土为纸，用我们淋雨的眼睛
在大地的胸膛上写下我们的悲哀。
让我们找几个遗产管理人，商议我们的遗嘱……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朱生豪译
“一定是温斯顿·丘吉尔让你心脏病发作的！”悼文作者的妻子说道。这位悼文作者是个腼腆的矮个子男人，戴一副角质边框的眼镜，嘴里总叼着烟斗。他摇了摇头，语气柔和地答道：“不对，不是温斯顿·丘吉尔。”
“那么就是T.S.艾略特。”她轻声地急忙补充道。他们正在参加纽约的一个小型晚宴，其他客人似乎对他们的对话也很感兴趣。
“不，”悼文撰写者说道，语气仍然很温和，“不是T.S.艾略特。”
悼文作者的妻子上面一番话的意思是，为《纽约时报》加班加点地赶写那些长段悼文会加速他走向坟墓的速度。即便真的被妻子的这一连串问话惹恼了，他也没做什么表示，也没提高说话的嗓门。他现在极少失态。奥尔登·惠特曼只有一次对琼大喊大叫过。琼是他现在的妻子，一位年轻的褐发白种女人。那次他的确有点儿歇斯底里，情绪失控。他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因为琼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而斥责她。他现在怀疑那次吵架可能完全是他的错。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而且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它总是困扰着他。对他来讲，这种失去自我控制的时候确实少见。从那以后，他一直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丈夫，从未再发过火。每天清晨，琼还在睡梦中时，他就悄悄起床，开始做早餐，给她煮一壶咖啡，再为自己泡一壶茶；然后，他会在书房中坐上一个多小时，抽着烟斗，饮着茶，浏览报纸；每当看到有某位独裁者去世或某位政治家生病时，他的眉头就会稍稍向上挑起。
早晨9点，他从两三套西服中挑出一套穿上，再照照镜子，整理一下领结。他并不英俊，长着一张普普通通的圆脸，尽管不阴沉，但也总是一副严肃的神情。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虽然已52岁，却没有一丝白发。他的角质框架眼镜后面是一对非常小的蓝眼睛。由于得了青光眼，他每隔三小时就要点眼药水。鼻子下面长着厚厚的红褐色胡子，胡子下面是满嘴的假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嘴里都牢牢地叼着烟斗。
1936年的一天夜里，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镇，也就是奥尔登·惠特曼的家乡，在一条小巷里，他的32颗真牙被三个胳膊粗壮的男人差不多都打掉或打松了。那时他才23岁，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年，对生活充满热情。袭击惠特曼的人似乎反对他所持有的观点。然而，现在惠特曼对那次攻击他的人并不怀恨在心，他认为他们有思想，也不为自己失去了牙齿而伤感。他说，牙上全是洞，没有了它们倒是件好事。
穿戴完毕后，惠特曼与妻子告别。他们一会儿又会再见面，因为她也在《纽约时报》工作。1958年春天的某一天，就是在那里他注意到了她。她在九楼的女性版工作，当时她穿着佩斯利涡旋花纹大衣，正在嘈杂的三楼编辑部大厅送油印清样。打听到她的名字后，他就开始通过报社内部邮递系统写信给她。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你穿佩斯利涡旋花纹大衣的样子简直美极了。”并署名“美国佩斯利涡旋花纹协会”。后来，他向她表明了身份。5月13日夜晚，他们在西四十四街的德黑兰餐厅初次见面，并一起吃了晚饭，聊到餐厅关门时才离开。
琼被惠特曼迷住了，尤其是他那装满了各种无用信息的奇迹般的大脑——他能把历任教皇的名字按在位顺序倒背如流，对每一位国王的情妇及他们的执政时间了如指掌；他知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于1648年；尼亚加拉瀑布高167英尺；他知道蛇不会眨眼，猫一般只记地方不记人，而狗却只记人不记地方；他是《新政治家》《新观察家》的忠实读者，纽约时报广场外埠报摊上的各种杂志他都阅览；他每天阅读两本书；因为喜欢亨弗莱·鲍嘉，他把《卡萨布兰卡》看了36次。尽管她比他小16岁，是位牧师的女儿，而他却是位无神论者，琼知道她还想见他。1960年11月13日，他们结了婚。
惠特曼的公寓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在一幢旧砖楼房的第12层。他从家里出来后，朝百老汇地铁口慢慢走去。早晨这个时候，人行道上全是年轻人——哥伦比亚大学漂亮的女大学生，胸前抱着课本，正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在到处散发攻击美国政府对越南及古巴政策的传单——然而，由于有许多使人联想起死亡的地方，哈德孙河附近的这个街区也似乎变得神圣而庄严了：格兰特之墓，圣克莱尔·波洛克之墓，科苏特·拉约什[1]、蒂尔登州长及圣女贞德纪念塑像；教堂，医院，消防队员纪念碑，上百老汇的一座办公楼顶上写着“罪恶的下场就是死亡”的牌子，老年妇女之家，以及两位住在距惠特曼家不远地方的上了年纪的悼文撰写者——一位是最近刚退休的《时报》悼文撰写者。
坐在驶向市中心时报广场的地铁上，惠特曼一直想着死亡有关的消息。他从早报上得知亨利·华莱士身体欠佳，葛培理曾去过马约诊所。惠特曼计划十分钟后一到报社就直接去资料收藏室查看那些事前写好的葛培理牧师和前副总统华莱士的悼文资料（华莱士于几个月后去世）。这间资料室里存有全部新闻剪报和预先写好的悼文，《时报》的资料室里有2000份预先写好的悼文。惠特曼知道，这些悼文中有许多都是很久以前写好的，如J.爱德加·胡佛、查尔斯·林白及沃尔特·温切尔的悼文，现在都需要更新了。最近，约翰逊总统住院接受膀胱手术，他的备用悼文就立刻被更新了；同样，教皇保罗出访纽约之前，他的备用悼文也被更新了；还有约瑟夫·P.肯尼迪的备用悼文也做了相应的修改。对一位悼文撰写者来讲，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一位世界伟人去世时悼文上都没有写入他最近的生平事迹。惠特曼知道，让一位悼文撰写者成为即兴历史学家，仅用几小时的时间就准确、清晰、客观地对死者的生平做出评价，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
1965年阿德莱·史蒂文森[2]猝死伦敦，惠特曼是从琼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的。那时他刚做《时报》的悼文作者，急于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因为马上得写出一篇悼文，惠特曼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走出编辑部大厅去吃午饭。当乘电梯上到11层的餐厅时，他突然感到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城市组的一位编辑助理，“奥尔登，你能马上回来吗？”他问惠特曼。
惠特曼吃完午餐后就马上回到楼下。这位助理编辑给了他一筐的资料夹，里面全是关于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资料。惠特曼马上把这些资料拿到了编辑室的后面打开，把它们铺在桌上，开始阅读、消化、做笔记，他的假牙咬得烟斗嘎嘎作响。
最后，他终于转过身来，坐在打字机前。不久，一段段的文字开始从打字机上流淌到白纸上：“阿德莱·史蒂文森是美国公共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很有修养，举止优雅，聪明机智，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政治家。竞选失利并没有给他的名誉带来丝毫的损害，他在外交方面发挥的作用却与日倶增……”这篇悼文一共4500字，如果不是时间有限，还会写得更长。
这次工作难度很大，但与那篇在规定时间内要求完成3000字的马丁·布伯悼文相比，却算不上难写。布伯是位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惠特曼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幸运的是，他通过电话联系到一位对布伯的哲学思想和个人生活都非常熟悉的学者。有了这位专家所提供的信息，再加上《时报》资料室里的那些文章剪报，惠特曼就可以按时完成这项工作了。但是，他对自己写的那篇悼文一点也不满意。那天夜里，琼不时听到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的声音；惠特曼手里拿着酒瓶，嘴里嘟囔着自我嘲解的话：“一派胡言……太肤浅了……一派胡言。”第二天惠特曼上班时以为会受到批评，没想到却有人告诉他有几位纽约学者打来电话，说他的悼文写得很有水平。惠特曼一点儿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地，他立刻对那些表扬他的学者的学识产生了怀疑。
只有那些在死者生前就已完成的悼文才不会让惠特曼担心，就像他为阿尔伯特·史怀哲写的那篇很有争议的悼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既赞扬了这位“伟大的博学之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又批评了他那傲慢的家长作风。还有那篇他为温斯顿·丘吉尔写的悼念文章，他感觉也写得不错。这篇悼文洋洋洒洒2万余字，是惠特曼和其他几位《时报》作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文章在丘吉尔爵士去世两周前就写好了。惠特曼为“神圣神父”（Father Divine）、勒·柯布西耶和T.S.艾略特写的悼念文章都是在截止时间前赶出来的，但这并未让他感到恐惧和担心，因为他对这三位大师的作品和生平都了如指掌。他对艾略特尤其了解，他在哈佛上学时艾略特是驻校诗人。他为艾略特写的悼念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3]接着，文章描述艾略特是一位最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人物：“他的衣着朴实无华，言谈举止平淡无奇，全身上下没有丝毫浪漫气息；他没有一点神秘光环，目光也没有那种锐利、深邃，一颗赤诚的心荡然无存地袒露给人们。”
就在他撰写艾略特的悼念文章时，一个送稿生给他送来了许多赞扬诗人作品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与艾略特同时代的诗人路易斯·昂特迈耶写的。惠特曼读这篇文章时，眉毛又疑惑地挑了起来，他以为昂特迈耶早就去世了。
这是悼文作者身上常见的职业病。由于在某人去世前就撰写或读过他的悼念文章，他们的脑子里往往就有了这位名人已经去世的印象。奥尔登·惠特曼发现，自从他不做校对编辑而改做悼文作者以来，他常常用过去时态称呼一些现在仍然活着或即将去世的人。例如，他认为约翰·L.路易斯已经去世；还有E.M.福斯特、弗洛伊德·戴尔、鲁道夫·赫斯、罗德岛前参议员格林、露丝·埃汀、格特鲁德·埃德尔等人，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他却以为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另外，他也承认，当提前写好一篇优美的悼文后，他往往会按捺不住身为作者的得意之情，迫不及待地期望文中主人公尽快去世，这样他的大作就可公之于众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想法会有损他的浪漫气质，但它确实在大多数悼文作者中极具代表性；即使用编辑部的标准衡量，这些写悼文的作者想法也是特别古怪的。
曾是《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悼文作家的爱德华·艾里斯写过一本关于自杀的书。他承认，他喜欢不时看到他以前写的那些悼文一篇篇地在报纸上登出。
在美联社，道尔·亨利·方达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已为泰德·肯尼迪、约翰·肯尼迪夫人、约翰·奥哈拉、格雷森·柯克、拉芒·杜邦·科兰德、查尔斯·芒奇、沃尔特·哈尔斯坦、让·莫内、弗兰克·科斯特洛和凯尔索这些名人完成了最新悼文。合众国际社拥有24个四抽屉的卷柜，里面装满各种“名人故事”，包括有5岁的小约翰·F.肯尼迪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子女们的备用悼文。合众国际社并没有专职的悼文撰写者，只是让记者们轮流去写。该社一些最好的悼文都出自一位名叫多克·奎格的资深记者笔下。据说，他曾骄傲地宣称，他可以“让这些文章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据这一行当一位资深作家讲，悼文作者特有的那种渴望文章见报的愿望，并非完全出自文章作者的骄傲，也许还有过去传统延续的影响。在过去，悼文作者一般是被临时雇用的，报社不付钱给他们，除非悼文中所写的主人公已死去，或用他们过去常用的委婉语讲，在主人公“过世”、“离开人世”或“享尽天年”的时候。偶尔，在恭候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辞世的日子里，编辑部的人们会玩一种被称为“赌亡灵”的游戏。每人出五美元或十美元，从写好悼文的人名名单中选择谁将最早离开人世。25年前曾在《时报》工作过的卡尔·施里费特吉塞尔回忆说，当时有些编辑就靠这种游戏赢过高达300美元的赌注。
现在在《时报》已见不到这种赌博行为了。但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惠特曼的办公桌里却有了一个重点监控人员的名单。他选中这些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有些人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有些人已功成名就，他没有理由再拖延为他们写悼文了；或是他觉得有些人“挺有趣”，为了自己开心而提前为他们写好悼文。
惠特曼还有一个被他称为“延期名单”的单子，上面全是些年迈但依然健在的世界级领袖，他们或是仍然当权，或是在某些方面不断制造新闻。为这些人写一篇盖棺定论的悼文不仅难度相当大，而且需要不停地对悼文进行修改或补充材料。因此，即使这些“延期”人物的悼文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里也会过时——例如戴高乐、佛朗哥的备用悼文——惠特曼一般会每过一段时间就对他们的悼文进行润色补充。惠特曼当然知道这些“延期”人物很可能会突然去世，但他手头上还有些他认为马上就会死去或已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因此，他要先处理这些人，而非延期名单上的那些人。当然，他也可能估计错误，这也没什么，他以前就估计错过。
很自然，总有这样的一些人，惠特曼认为他们将不久于世，为他们写好了悼文，而他们却年复一年地活着；或许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或重要性日益下降，可他们却一如既往地活着。在这种情况下，用A.E.豪斯曼的话讲，这些人的名字就先于人死亡了。那么，惠特曼则保留对其悼文进行更新修正的权利。尽管死亡曾困扰过海明威，使约翰·多恩黯然失色，它却给奥尔登·惠特曼带来了一份他很乐于干的每周工作五天的工作。假如有人剥夺了这份写悼文的工作，再让他回到校对桌上去，他也许会早死。
这样，周一到周五的每个早晨，从上百老汇的住所乘地铁到时报广场时，惠特曼都期待着在《时报》的又一天工作，期待又一天与那些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打交道（如果他的判断正确的话）。他一般11点到达《时报》大厦的大厅，他的胶底皮鞋走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点声响也没有。他嘴里叼着烟斗，左手拿着一罐茶，那是他刚从街对面的小摊上买的，小摊的主人是一位高大的希腊人。几年来，惠特曼已很熟悉他那张脸了，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惠特曼上到三楼，向前台小姐道早安，然后转到编辑部，与坐在一排排桌子后面的记者打招呼，他们也与他打招呼。他们都和他很熟，并庆幸是他而不是自己必须去撰写那些悼文与讣告。他们知道，人们读这一版时都特别认真。那些对死亡有好奇心的、寻找生活线索的以及求租空房的读者们读到这一版时都特别认真，也许有点过于认真了。
所有记者偶尔都得自己写些较短的悼文，这足以让他们头疼了。篇幅较长的悼文是很难写的，故事必须真实，能吸引读者，分析必须准确无误；而且，和《纽约时报》一样，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悼文将被历史学家评判。然而，对于写悼文的作者来说，这份差事并不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因为文章也不会署他们的名；报社有规定，这类文章不准署名。惠特曼对这些似乎并不在乎，他特别适合做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喜欢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小卒——他在《时报》的员工号是第97353号，图书借阅卡号是6637662，拥有一张山姆·古迪唱片店的优待证，在天气晴朗的周末时借岳母1963年产的小别克去兜风，当一个永远不被人们引用的人。他曾经是罗杰·拉德高中橄榄球队、棒球队及篮球队的领队，而现在却为《时报》拼命工作。当他的同事们整日在外四处奔波的时候，他却悄然无声地坐在巨大的编辑部大厅里，沉浸在他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半是生、一半是死的小世界里。
编辑部大厅大概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大，也可能有它的两倍那么大，里面是一排排的灰色金属桌子，颜色全都一样。每个桌子前都坐着一位打电话核实消息来源的记者。他们正在核实各种消息，有谣言、内部消息、报告、声明、恐吓、抢劫、强奸、交通事故、政治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问题。这是一个各种问题汇聚的大厅。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通过电传、电报、电话或自动接收机分分秒秒地传到这间大屋子里：多瑙河的灾害、坦桑尼亚的骚乱、巴基斯坦的危机、棘手的的里雅斯特地区、里约热内卢的谣言、西贡的动荡局势和政变、消息灵通人士所言、可靠线人报道、非洲问题、犹太问题、北约问题、华约问题、苏哈托问题、西哈努克问题……而惠特曼却坐在编辑大厅的后面，细细地品着茶。他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怎么关心，他只关心最终的结果。
他思考着，在这些人物、这些问题制造者最终死去时，他该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他正坐在打字机前，双肩向前，斟酌着该用哪些词来为毛泽东、哈里·杜鲁门、毕加索提前准备悼文。他也在考虑该如何为嘉鲍、玛琳·黛德丽、斯泰肯和海尔·塞拉西撰写悼文。惠特曼思考了一个小时后，他在一张纸上打下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个普通农民之子，位列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之中……”在另一张纸上，他写道：“1945年4月12日下午7点9分，一位几乎没什么人听说过的人成为了美国总统……”接着，他又写道：“毕加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他是伟大的画家、忠诚和不忠诚的爱人、慷慨大方的人，甚至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剧作家。”根据前一天的笔记，他又写道：“作为一名演员，鲁道夫·西贝夫人曾经美妙绝伦。尽管她的腿不及米斯坦盖的美丽，但是她多年扮演的玛琳·黛德丽这一角色却一直是性感和魅力的代言人。”
惠特曼对他写的东西不太满意，仔细地修改措辞和用语，然后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大声地念了起来：啊！当伟大的斯泰肯去世时，《时报》的悼文与讣文版上将会刊登出多少精美的照片。然后，惠特曼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购买这期的《星期六文学评论》，因为封面故事是关于英国传媒大亨巴伦·罗伊·汤姆斯的，他现在已70岁，头发已花白，这个故事马上就会派上用场。惠特曼说，另一位让他感兴趣的人是住在纽约的萨拉托加矿泉城的著名幽默家弗兰克·萨利文。几天前，惠特曼曾经给萨利文先生的好友、剧作家马克·康纳利通过电话。他刚要说“你以前认识萨利文先生，是吧？”（过去时）可是话到嘴边时他停住了，改成“《时报》正在更新有关弗兰克·萨利文先生的资料”——对，就是这样说的——他是否可以与康纳利先生共进午餐，这样他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些有关萨利文先生的情况。一顿午餐就这样确定了。接下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以了解马克·康纳利为借口，约了萨利文先生共进午餐。
每当惠特曼去听音乐会，他总抵制不住往大厅里四处张望的诱惑，总想观察一下观众中的一些名人，因为这些人不久就会进入他的创作视野了。最近，在卡内基音乐厅，他注意到离他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坐着的是阿图尔·鲁宾斯坦，惠特曼迅速举起了手中用来看歌剧的望远镜，对准了鲁宾斯坦的脸。他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嘴及灰白的头发；他也吃惊地注意到，幕间休息时鲁宾斯坦站起来时个子是多么矮小。
惠特曼把这些细节一一记下。他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为他的作品增添生命力。他深知这些名人的精彩悼文应该像办得体面的葬礼一样，必须得提前做好准备。丘吉尔就曾对自己的葬礼做过安排。伯纳德·巴鲁赫的亲友们曾在他去世前就去过弗兰克·E.坎贝尔葬礼教堂为他安排葬礼细节。现在，巴鲁赫的儿子，尽管健康状况良好，也做了这样的安排——同一位个子矮小上了年纪的老女佣一样。这位女佣人最近花6000美元买下了一座大坟墓，上面还刻上了她的名字，现在每隔一个月左右她就会到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墓园里去看一看她为自己买下的那座坟墓。
“死神永远不会让一个聪明人毫无准备。”让·拉封丹曾这样写过。惠特曼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经常把他的那些提前写好的悼文补充更新，却从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读自己的悼文，正如已故的埃尔默·戴维斯所讲：“人一旦读过自己的悼文，就决不会再与从前一样了。”
几年前，《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心脏病康复后，重返工作岗位。为他写悼文的记者把他写的悼词拿给了这位编辑，让他更正里边的一些错误和遗漏。这位编辑于是就读了。当晚，他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了。然而，海明威却非常喜欢报纸上关于他在非洲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死亡的报道。他把这些报道都剪贴到一本厚厚的夹子里，声称“每一天都是喝着一杯冰镇香槟、读着悼词开始的”。埃尔默·戴维斯已两次被错报死于灾难中。他承认，“在报道死亡后又突然出现，会给亲朋好友带来一种难以描述的影响”。但他却不同意惠特曼的观点。他说：“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看过自己的悼词就会与悼词所讲的对着干，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有些新闻界人物因为不太相信他们的同事，索性提前撰写自己的悼词，悄悄地塞入《时报》报社的资料室，等待最终发表。纽约《每日新闻》报的一位名叫洛厄尔·林普斯的记者为自己写了悼词，并于1957年署着他的名字刊登在这家报纸上。这篇自撰悼词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我为《每日新闻》写的大约8700篇文章中的最后一篇，这肯定也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因为我昨日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之所以亲自撰写悼词，是因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我自己；而且，我尊重事实，绝不对自己进行不符合事实的赞美……”
过去悼词与讣告页上总是充斥各种感伤之辞，现在却很少这样，只有在殡仪馆承办人的业务广告右上角的斜体死亡悼文栏里你才能看到这类感伤之辞。一般死亡悼文都是由死者家属出钱刊登的，死者都毫无例外地被冠以“敬爱的”父亲、“亲爱的”丈夫、“亲爱的”哥哥、“敬爱的”外公或“尊敬的”伯父这样的字眼。死者的名字全部按字母顺序排列，一律用大写黑体字母书写。这样，就像公布棒球比赛的成绩一样，便于读者有心无心地浏览。仔细阅读这类死亡悼文只有极少数的人，其中就有一位73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西蒙·德·瓦乌希尔。
德·瓦乌希尔先生是一位退休图书馆管理员。有一段时间，他曾是纽约每家日报悼文讣告栏目的职业读者，他在为美国杂志《美利坚》上的一项研究做调查。这项调查的一个结果是：《纽约邮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悼文是犹太人的，《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刊登的大多数是新教徒的，《美洲日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的。有个犹太长老在读了这项调查后，加了一条注释，大意是《时报》似乎各种人的悼文都刊登。
然而，如果相信《时报》上的报道的话，你就会发现，讣告与悼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些董事长。德·瓦乌希尔先生指出：在《时报》上，海军将军们的悼词一般要比陆军将军们的长些；建筑师的要比工程师的精彩；画家的要比其他类别的艺术家的更生动，画家们似乎都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去世。从《时报》上看，女人与黑人似乎很少过世。
写悼文的作家也永远不会死亡。至少德·瓦乌希尔先生说，他从未在报上读到过这种人的悼词，尽管去年上半年惠特曼因心脏病发作差点送命。
惠特曼被送往纽约尼克布鲁克医院后，编辑部派了一位记者去“更新有关他的资料”。自从康复以来，惠特曼从未读过为他预先准备的悼词，他也不打算去拜读它。但他估计他的悼词会有七八段长，如果将来有一天派上用场的话，它会这样开始：
“奥尔登·惠特曼，《纽约时报》员工，曾为世界上的许多名人写过悼文，昨日突然因心脏病发作死于他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600号的家中，享年52岁……”
他可以放心，这篇悼词讲的完全是事实。悼词中将记录下列内容：他于1913年10月27日出生在新斯科舍，两年后随父母来到布里奇波特；他曾两度结婚，与第一位妻子生有两个孩子，他积极参与纽约报纸行业协会的工作；1956年，他和其他报界人士一起被参议员詹姆斯·O.伊斯特兰德询问有关他参加左翼活动的情况。悼文中可能会列出他上过的学校，但不会提到上小学时他曾逃学两次（令他母亲高兴的是，儿子的这种行为并未影响她在学校董事会的声誉，她是位教师）。悼文中还会列出他工作过的地方，但不会提到1935年他被人打掉牙齿，不会提到1937年他游泳时差一点淹死（他觉得这次经历十分有趣），不会提到1940年他差一点被倒塌的护墙砸死，不会提到1949年他因汽车失去控制撞到科罗拉多州山崖边的一座大山上，也不会提到他重复了大半辈子的一句话：上帝根本不存在。我不害怕死亡，因为没有上帝；也不会有末日审判。
“但死后，你会变成什么，惠特曼先生？”
“我不会有到处游荡的灵魂，”他说，“只是一种肉体的自然死亡。”
“如果你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在你看来，你妻子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首先她会安排把我的尸体以我所希望的方式处理掉，”他说道，“悄悄地被火化掉。”
“然后呢？”
“然后，做完了这件事后，她会把注意力投向孩子们。”
“然后呢？”
“然后，我想，她的精神会彻底垮掉，大哭一场。”
“你肯定吗？”
惠特曼停顿了一下。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的，”他抽着烟斗，最后说道，“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发泄悲伤的常规方式。”
[1] 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匈牙利民族英雄。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导人，担任革命中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元首，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纪念科苏特的雕像建于1928年，由科苏特纪念碑委员会出资。
[2]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1900—1965），美国政治家，曾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均以失败告终。后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摘自T.S.艾略特1925年创作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此处采用的是赵萝蕤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