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
在酒吧的黑暗角落里，弗兰克·辛纳屈，一手拿波旁酒，一手夹着烟，站在两个金发女郎中间。这两个女郎都很迷人，但已不年轻了，她们等着他上前搭讪。但他什么也没做，整个傍晚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安静地自己待着。在贝弗利山庄这家私人俱乐部里，他看起来显得更加疏离。他的目光穿过烟雾和昏暗的灯光，紧盯着酒吧另一边的大屋子，那里有许多年轻的伴侣，他们有的坐在小桌子旁互相偎依着，有的随着唱机中发出的疯狂摇滚乐狂舞。和辛纳屈旁边的四位男士一样，这两个金发女郎都知道，在辛纳屈心情郁郁的时候，主动和他说话可不是个好主意。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辛纳屈5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他情绪不佳或许不足为怪。
辛纳屈最近一直在拍一部电影，而现在他已经开始讨厌它了，恨不得马上拍完。与21岁的米亚·法罗[1]的约会引来了许多流言蜚语，让他心力交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两周后会播出一部有关他生活的纪录片，他也愤愤不平，因为这部片子试图窥探他的隐私，甚至毫无根据地揣测他和黑手党头目有交往。他还对自己能否按计划拍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而担心。名为《辛纳屈——一个男人和他的音乐》的节目历时一个小时，他要演唱18首歌曲；而就在开始录制的前几夜，他却喉咙疼痛，嗓子哑了。辛纳屈病了。他很容易患病，以至于人们对他这次得病也没放在心上。但对于辛纳屈来说，生病却足以使他苦恼，沮丧，恐慌，甚至愤怒。辛纳屈确实感冒了。
辛纳屈患上感冒，就如同大画家毕加索没有了颜料，法拉利赛车没有了燃料——甚至更糟，因为普普通通的感冒就可能使辛纳屈失去他那无法得以补偿的宝藏——他的嗓子，并使他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另外，辛纳屈的感冒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心情，还使许多其他人感染了类似的症状：那些为他工作的人，和他一起喝酒的人，爱他的人，以及为了个人生活有保障而依赖他的人。就像美国总统突然患病会给经济带来震动一样，辛纳屈的感冒也会给娱乐业带来不小的震动。
辛纳屈影响着许多人和事——他自己的电影公司，他的唱片公司，他的专用航线，他的导弹零件公司，他投资的遍布全国的房产，以及他那由75人组成的庞大的随行队伍——这只是他现在拥有和即将代表的权力的一部分。他现在似乎是那些不受约束、完全解放了的男性的化身，也许在美国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能这样，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为所欲为，因为他的财富，他的势力，以及表面上的毫不内疚。年轻一代在到处游行示威，抗议请愿，要求变革；在这个似乎由年轻人接管的时代，辛纳屈仍能宝刀不老，光彩夺目，真是难能可贵。他是为数不多的几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战前产品”。辛纳屈也是一个东山再起的佼佼者。他曾经拥有一切，又失去所有，再把它们重新夺回，绝不让任何事情阻碍他的前进道路。他做出了几乎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离开了家庭，和从前所熟悉的一切决裂。在此过程中，他明白了获得女人的方式就是不占有她们。他现在和南希、艾娃及米亚保持着亲密关系，她们虽分别属于三代人，可都是那种让男人为之倾倒的女人。同时，他受到孩子们的爱戴，也享有单身汉的自由。他从未感到身心已老；他也能让其他老人感到自己仍旧年轻，使他们认为，凡是辛纳屈能做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行。虽然他们自己并非一定能做到，但有一个50岁的男人能做到，那也不错。
但现在，辛纳屈得了感冒。他站在贝弗利山庄的这家酒吧里，继续默默地喝着酒，仿佛沉浸在遥远的个人世界中，当那个大屋中的唱机突然传出他的那首《天色微明》（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时，他仍旧无动于衷。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谣，是他在十年前录制的。它曾感动了许多年轻人。他们跳激烈的舞跳累了，坐在那里休息。听到这首曲子他们又都重返舞场，相互偎倚，翩翩起舞。辛纳屈语调清脆干净，但仍旧丰满圆润，给简单的歌词赋予了更深的意境：“天色微明，整个世界都在沉睡，你静静地躺着，想着那个美丽的姑娘。”正如他的许多其他经典歌曲一样，这也是一首能唤起人们的孤独感和欲望的歌，当歌声和昏暗的灯光、酒精、尼古丁还有深夜中萌动的欲望混杂在一起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催情剂。毫无疑问，和许多其他的歌词一样，这首歌的歌词曾撩拨过无数人的欲望，是他们做爱时常放的音乐。在美国，无数人无数次在这首歌曲的相伴下寻欢作乐：在黑暗的汽车里，在湖边的小屋里，在夏日傍晚宜人的海滩上，在公园的隐蔽处，在无人问津的阁楼上，在布满家具的房间里，在游艇上，在出租车里，在简易的帐篷里——在任何一个能听到辛纳屈歌声的地方，这些歌词使那些女人热血沸腾，春心撩动，丢掉最后一丝羞涩，去迎合那些忘恩负义的男人的肉欲。这些歌谣曾让两代男人从中受益；为这些歌，他们对他永远感激不尽；为这些歌，他们也会永远记恨他。然而，在这凌晨时刻，在贝弗利山庄的这个私人俱乐部里，这首歌无法让他有丝毫的反应。
这两位金发美女看起来35岁左右，打扮得光彩照人，成熟的胴体裹在黑色的紧身衣下；她们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翘着二郎腿，听着音乐。这时，其中的一个拿出一支健牌香烟，辛纳屈迅速掏出他的金制打火机，为她点烟。女郎抓住他的手，端详他的手指：手指关节肿大，上面突出着一些粉红色的肉瘤，关节炎使它们变得很僵硬，几乎不能弯曲。同往常一样，他穿戴十分整洁：一件带马甲的淡灰色礼服，外表很普通，里面却用华丽的丝绸装饰；那双英国牌子的鞋似乎连鞋底也擦得锃亮。他戴着黑色假发，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共有60套这样的假发，这些假发由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矮小灰发女人保管。这个女人通常用一个小皮包装着这些假发，无论辛纳屈在哪里演出，她都不离左右，周薪400美元。辛纳屈脸上最能吸引人的是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蓝蓝的，十分机警。这双眼睛可以在瞬间因愤怒而寒光逼人，或者因爱而变得热情洋溢，或者就像现在这样，高傲冷漠，使朋友们都敬而远之，不敢前去打扰。
李奥·迪罗谢[2]是辛纳屈的密友，他正在酒吧的另一个小房间里打台球。门附近站着辛纳屈的新闻发言人——吉姆·马奥尼，他身材矮小，大下巴，小眼睛，如果不是穿着名贵的西服和精美的带扣皮鞋，简直像一个粗犷强悍的爱尔兰便衣警察；还有演员布拉德·德克斯特，他身材高大，宽肩膀，约有200磅重，总是尽量挺胸，使他的大肚子显得不那么明显。
布拉德·德克斯特曾在几部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角色，展示过他独具特色的表演天赋，但在贝弗利山庄，他也因为另一件壮举而家喻户晓。两年前，在夏威夷拍摄一部电影时，他曾奋力游出几百码，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潮中救出辛纳屈。从那以后，德克斯特就与辛纳屈形影不离，并成了辛纳屈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他在辛纳屈办公的宾馆套房边占据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他总是无休止地寻找一些能够加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使辛纳屈能在其中担任主角。不论何时，只要辛纳屈与一些陌生人在一起，他就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辛纳屈总会激起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有些男人会变得躁动好斗，有些女人会变得风骚放荡，还有些人则站在一旁，带着怀疑的态度对他品头论足，整个场面会只因有辛纳屈的存在而让人陶醉。不过，辛纳屈如果像今晚这样情绪低落的话，场面就很可能变得易怒紧张，结果第二天上了头条。因此，布拉德·德克斯特努力去想到可能发生的一切，提前给辛纳屈敲警钟。他承认自己总想保护辛纳屈，正如他最近公开所说的那样：“我情愿为他而死。”
尽管他说得有些过于戏剧性，特别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但这些话却说明，在辛纳屈所在的这个特殊圈子里，人们普遍对他有一种极大的忠诚。虽然辛纳屈没有承认，但这似乎就是他所喜欢的，就像他唱过的歌：《毫无保留》（All the Way），《全部或全无》（All or Nothing At All）那样。这就是辛纳屈身上所表现出的西西里人的性格。一旦他接纳别人为朋友，就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轻易解除这种关系。如果他们对他忠诚，辛纳屈就会不惜任何代价回报他们——丰厚礼物，私人友情，失落时的鼓励，有所成就时的赞扬。但是，他们要牢记一点：他是辛纳屈，是老板，也是家长。
我曾在纽约的吉利酒吧领教过一次辛纳屈性格中的西西里人的一面，那是今晚在加利福尼亚的酒吧中遇到他之前，我离他最近的一次。吉利酒吧位于曼哈顿西城第五十二街，辛纳屈无论什么时候到纽约，都要光顾那里。酒吧里屋靠墙的地方，有一个专门为辛纳屈保留的位子，除他外任何人都不能用。他一坐在那里，后面的长桌子旁就坐满了他在纽约的朋友，包括酒吧的主人吉利和他那被人们称为“蓝色犹太人”的蓝发妻子哈尼。那天晚上，几十人围在酒吧的外边。在这些人中，一些是辛纳屈刚交的朋友，一些是老熟人，也有一些是他所不认识的。他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向辛纳屈表达他们的敬意。他们来自纽约、布鲁克林、亚特兰大和霍博肯。他们当中有老演员，年轻演员，前职业拳击手，过气的小号手，也有政治家，还有个拄着拐杖的男孩。有一个胖女人说，1933年她就认识了辛纳屈，那时他还在送报纸，每天把《泽西观察者报》投到她家前面的门廊。也有许多中年夫妇说，他们曾在“乡村小屋”[3]听过他的歌，还说“我们那时就知道辛纳屈肯定会走红”。也有人说，1939年辛纳屈还在哈里·詹姆斯乐队时，或1941年在汤米·多尔西乐队时，他们就听过他的歌（“是的，就是那首《我再也不会微笑了》（I’ll Never Smile Again）——那晚上，他在纽瓦克附近的一个地方唱了这首歌，我们还伴着乐曲跳舞呢……”）；还有人记得，辛纳屈在派拉蒙大剧场演出时，无数歌迷激动得昏厥过去，那时他总是戴着各种各样的领结，并赢得了“声音”（the Voice）的美名；也有位妇女说，当时有一个叫亚历山大·多罗戈克普兹的可恶的18岁男孩向辛纳屈投了一个番茄，看台上的歌迷差点把他打死。亚历山大·多罗戈克普兹后来怎么样了，这位妇女也不知道。
他们也记得辛纳屈的失败，如他唱的那首无聊的歌——《梅奇的黄昏》（Mairzy Doats），他们还记得辛纳屈那时是怎样东山再起的。那天晚上，他们都站在吉利酒吧外，无法进到里面。一些人走了，但大多数仍留在那儿，希望能从那些吧台前酒过三巡的男人们中挤过去，透过人缝看上辛纳屈一眼。他们追求的全部就是一睹辛纳屈的风采。他们透过烟雾，静静地注视着辛纳屈；这样盯上一段时间后，转身挤出酒吧就回家了。
辛纳屈的一些好友确实费了很大劲儿才护送他从后门进入酒吧，吉利酒吧的门卫都认识他们。可是，一旦进了酒吧，他们就自顾不暇了。在这个夜晚，弗兰克·吉福，一位前橄榄球运动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往前挪动了不到七码。那些和辛纳屈离得很近的人也没去和他握手，他们只是拍拍辛纳屈的肩膀或胳膊，或者只是站在跟前，等待辛纳屈挥手示意或叫出自己的名字（辛纳屈很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然后就会转身离开。他们已经报过到了，并向他表达了尊敬。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情景使我有一种印象——辛纳屈同时生活在两个非现代的世界中。
但另一方面，辛纳屈又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在他和小萨米·戴维斯、理査德·康特、莉莎·米内利、伯尼斯·马西或其他一些娱乐界朋友围在桌边时，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但当他和他的亲密伙伴打招呼或点头示意时（如阿尔·西尔瓦尼，一位正和他的电影公司合作的原拳击经纪人；多米尼克·迪·伯纳，他的服装师；爱德·普奇，一位重300磅的前橄榄球后卫，现在是他的随从），他俨然是一位主人。说得更准确些，辛纳屈是被传统的西西里人称作“uommini rispettati”的那种人——受人尊敬的男人：那种既高贵又谦恭的男人；那种受所有人爱戴，慷慨大度的男人；那种走到哪里手都被人们亲吻的男人；那种会不顾个人安危，行侠仗义的男人。
辛纳屈总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圣诞节时，他会亲自为亲朋好友买很多礼物。他能记得每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珠宝，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衬衫或裙子的尺寸。当得知一位音乐界的朋友在洛杉矶的泥石流中失去了家园和妻子时，他亲自前去，为他找到一所房子，并把医院里保险公司未付的账单全部付清，还亲自监督新房子的装修、布置，就连换银器、桌布、床单，买新衣服这类琐碎的事也要亲自过问。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辛纳屈，却也会因随从做了一点点不对的事就暴跳如雷。比如谁给他拿来带番茄酱的腊肠——这是他十分讨厌的吃法——他就会朝那人扔瓶子，把番茄酱泼得他满身都是。大多数在辛纳屈身边工作的人都长得高大魁梧，但这并没有阻碍或抑制他在疯狂时的冲动。这些人永远不会对辛纳屈有丝毫的反抗，因为他是家长。
有时，为了讨好辛纳屈，他的随从总是对他的愿望做出超出常规的反应：当辛纳屈无意中说他那辆橙色的巨型越野吉普车需要喷漆时，这个消息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开，而且越传越紧迫，时限最后被传成现在、立刻，甚至昨天。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雇一些油漆工整夜加班工作，这意味着要花一大笔钱，得经他的批准才行。当随从把申请放到辛纳屈办公桌上时，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等仔细看完后，他会带着不耐烦的神色说，他并不在乎什么时候给这辆车喷漆。
然而，猜测辛纳屈对某件事的反应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他的情绪和想法非常多变，对任何事情全凭自己的直觉——反应得突然、强烈、迅猛，没有人能预料到将要发生什么。《生活》杂志社洛杉矶分社有一位叫简·霍格的年轻女记者，曾经和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同校就读。有一次，霍格应邀参加辛纳屈前妻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举办的一个聚会。在那次聚会上，和前妻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的辛纳屈先生充当男主人。聚会开始后，霍格小姐靠在一个桌子旁，桌上放着一对雪花石膏制成的小鸟，她不小心用肘部将一只碰掉了地，摔得粉碎。霍格记得当时辛纳屈的女儿惊叫道：“啊，那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没等她说完，辛纳屈瞪了她一眼，制止了她。在40多位来宾的默默注视下，辛纳屈走到那个桌子旁，用手指把另外一只石膏小鸟也碰掉在地上，然后温柔地搂着霍格的肩膀，用一种使霍格不再紧张的语气说：“这没什么，我的孩子。”
这时，辛纳屈对那两位金发美女说了几句话，然后离开酒吧，向台球室走去。辛纳屈的一个朋友走过去，陪伴那两位女郎。布拉德·德克斯特刚才一直在角落里和别人说话，这时也跟着辛纳屈走进了台球室。
台球室中充满了球体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响声。这里大约有一群旁观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在观看李奥·迪罗谢和两个年轻人打球。两个年轻人踌躇满志，但球技一般。来这家私人俱乐部的大都是一些演员、导演、作家和模特，几乎都比辛纳屈和迪罗谢年轻很多，穿戴也随便。许多年轻女士都留着蓬松的披肩发，穿着勾勒出浑圆臀部的紧身裤和高档的毛衣；一些男士穿着蓝色或绿色的高领丝制衬衫、窄腿紧身裤和意大利懒汉鞋。
从辛纳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台球室中这些人的风格。他靠在墙边的高脚凳上，右手拿着杯酒，一言不发，看着迪罗谢把撞球打得滚来滚去。这里的年轻人都已习惯于看见辛纳屈在这个俱乐部中出现，并没有对他显出特别的恭敬，当然他们也没说什么冒犯的话。他们是一群很酷的年轻人，那种加利福尼亚式的随意的酷——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他们当中最酷的似乎是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长得很有棱角，淡蓝色眼睛，浅褐色头发，戴着很适合他的眼镜。他穿着宽松的褐色条纹裤、苏格兰雪兰羊毛衣、黄褐色皮夹克和一双皮靴。这双靴子花掉了60美元。
辛纳屈由于感冒而有些鼻塞，他斜靠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双靴子。他刚才就注视这双靴子好一会儿了。靴子的主人名叫哈德兰·埃里森，是一位作家，刚刚完成一部名叫《奥斯卡》的电影剧本，此时他正站在人群中看球。
终于，辛纳屈忍不住了。
“嗨，那靴子是意大利产的吗？”声音虽略带沙哑，但仍很有威力。
“不是。”埃里森答道。
“西班牙产的？”
“不是。”
“是英国产的？”
埃里森回头，瞪着辛纳屈，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先生。”说完，他转过头去。
台球室一下子静了下来。刚刚做出一个准备打球的姿势的李奥·迪罗谢就那样呆了好几秒钟，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这时，辛纳屈离开凳子，带着他那种惯有的傲慢，走向埃里森，台球室中只听见辛纳屈皮鞋响亮的踢踏声。然后，辛纳屈轻扬眉毛，带着一丝狡诈的微笑，问道：“你在找茬儿？”
哈德兰·埃里森向旁边挪了挪，说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话呢？”
“我不喜欢你穿的衣服。”辛纳屈说道。
“我不想激怒你，但我穿适合我自己的衣服。”埃里森说道。
这时台球室内响起了嘀咕声，一个人说道：“走吧，埃里森，我们离开这儿。”李奥·迪罗谢打了一杆球说道：“对，快走吧。”
但埃里森仍站在那里。
辛纳屈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水管工。”埃里森答道。
“不，不，他不是。”桌子另一边的一个年轻人马上大声喊道：“他是《奥斯卡》的作者。”
“是吗？”辛纳屈说道，“我看过，简直是一坨屎。”
“真奇怪，”埃里森说道，“它还没出版呢。”
“我看过了，那是一坨屎。”辛纳屈重复了一遍。
“走吧，小子，我不想让你待在这儿。”这时布拉德·德克斯特对埃里森大声地说道，他也有点儿生气了，他的大块头和埃里森的小个子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嘿，”辛纳屈打断了他，“没看见我正和他说话吗？”
德克斯特被弄糊涂了。他改变了态度，语气缓和下来，几乎恳求似的对埃里森说：“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折磨我呢？”
整个情景变得越来越滑稽可笑，辛纳屈似乎并不太认真，或许只是由于失望和烦躁才做出这样的反应。不管怎样，在与他们又争吵了几句后，埃里森最后走了。此时，辛纳屈和埃里森发生了口角的消息已经传到舞厅中人们的耳朵里，有人要去找俱乐部经理，但另一个人说经理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早就钻进汽车逃回家了。因此，经理助理来到了台球室。
“我不希望任何不穿礼服不戴领结的人在这里出现。”辛纳屈厉声说道。
这位经理助理连忙点头，然后回到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对于辛纳屈的公关吉姆·马奥尼来说，这又是令人紧张的一天的开始。马奥尼的头很痛，焦虑不安，但并不是因为昨晚辛纳屈和埃里森的那场口角。那时他正和妻子在另一间屋子里坐着，他当时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小插曲。整个事件仅持续了三分钟。过不了一会儿，辛纳屈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再记起。但对于埃里森来说，他也许在今后的一生中都会永远铭记：在黎明前一个出人意料的时刻，当着好几百人的面，他和辛纳屈发生了一场争吵。
幸好当时马奥尼没在台球室，让他费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他担心辛纳屈的感冒，担心那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即将播出的有争议的纪录片。尽管辛纳屈对这部片子非常不满，并收回了授权，电视台仍坚持按计划在两周内播出。今天早上，各家报纸都在暗示辛纳屈会起诉这家电台。整个上午，马奥尼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现在他正和纽约市《每日新闻》的记者凯·加德拉通话，他说：“……对，凯……他们曾有过君子协定，不涉及任何有关辛纳屈私生活的问题，但克朗凯特却问：‘弗兰克，说说你那些很亲近的朋友吧。’他竟然问这个，凯，绝对不能问这个问题的……”
马奥尼一边说话，一边仰坐在皮椅中，脑袋慢慢地摇动着。他37岁，体格健壮，红润的圆脸，宽大的下巴，一双苍白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如果不是他轻柔的话语显露出的真诚，还有那考究的穿戴，他可能会显得非常好斗。他的衣服和鞋都很华丽，这也是当初辛纳屈注意到他的原因之一。在他那间酒吧对面的宽敞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台罩着红布的电子擦鞋机，旁边还有一个可以挂衣服的褐色木制衣架。靠近酒吧的墙上挂着一张总统肯尼迪亲笔签名的照片和几张辛纳屈的照片，但在这个代理处的其他办公室里，却没有一处挂着辛纳屈的照片。曾经有一幅辛纳屈的巨照挂在接待室里，但这很显然会伤害马奥尼的其他电影明星委托人的自尊；而且，由于辛纳屈也不可能在这里出现，所以这幅照片就被摘掉了。
但对马奥尼来说，辛纳屈仿佛无时不在。就算今天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马奥尼也会自寻烦恼、焦虑不安。他会沉浸在回忆中，回想以往他对辛纳屈的种种担忧。在马奥尼修面的工具盒中，有一瓶两年前药剂师为他配制的安眠药，药瓶上的日期是小弗兰克·辛纳屈被绑架的时间。在马奥尼办公室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张支票的木制复制品，这张支票就是在绑架案中为小辛纳屈所付的赎金。马奥尼有一个癖好，当他坐在桌子旁边想一些关于辛纳屈的事情时，他就会把一辆玩具小火车摆在面前。这个小火车是他从辛纳屈的电影《战俘列车》（Von Ryan’s Express）中得到的一个纪念品。辛纳屈的密友都得到过这样的纪念品。这些小火车对于辛纳屈身边的人来说，就像肯尼迪送给身边人的PT-109型领带夹一样珍贵。马奥尼接着很笨拙地把小火车拆开又装上，然后让它在那根只有六寸长的轨道上开来开去，并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
马奥尼把小火车推到了一边，他的秘书告诉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马奥尼拿起电话，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温柔，更加诚恳：“好的，弗兰克；好的……好的……是，弗兰克……”
马奥尼放下电话后，十分平静地说，弗兰克·辛纳屈已经乘私人飞机飞往棕榈泉的住所度周末。从洛杉矶到那儿只需16分钟。马奥尼又开始担心了。辛纳屈乘坐的里尔式飞机和刚刚在加利福尼亚的另一个地方坠毁的飞机是同一个型号。
转眼到了下周一。这天多云，特别冷，是加利福尼亚少有的反常天气。一间白色的电视录影棚内聚集了100多人。这是一个宽敞的录影棚，舞台和墙都是白色的，里面悬挂着许多灯，更像一个巨大的手术室。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后，全国广播公司将开始录制一部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该片将在11月24日正式播出，它将在有限的时间里着重描写辛纳屈近25年的演艺生涯。这部片子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即将播出的那部片子不同，不涉及辛纳屈的私生活，只是录制一些使辛纳屈从霍博肯一跃走红好莱坞的歌曲，并在中间插播一些电影片段和百威啤酒的广告。在感冒之前，辛纳屈对能录制这部片子感到激动和兴奋，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引起那些喜欢怀旧的观众的兴趣，而且可以向那些摇滚歌手展示自己的天赋——在某种意义上，他在向披头士乐队宣战。马奥尼的公司为媒体准备的推介材料也强调了这一点，上面写道：“如果你已厌倦了那些留着一头可以藏下一筐甜瓜的长发年轻歌手……请快来欣赏电视片——《辛纳屈和他的音乐》，这部片子的音乐价值会让您耳目一新……”
但此时，在洛杉矶全国广播公司的这间录制室里，人们却被不安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因为他们不知道辛纳屈的嗓子还行不行。纳尔逊·里德尔管弦乐队的43名乐手已经来到这里。一些人正在白色舞台上做准备。德怀特·海米恩，一位头发浅茶色的年轻导演，坐在一间四壁都是玻璃的控制室内，他可以从那里俯瞰管弦乐队和舞台。他曾为芭芭拉·史翠珊录制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并因此获奖。摄影组、技术组、安全保卫还有百威啤酒的广告负责人，都站在照明灯和摄像机镜头前等待着。这里还有十几位女士，她们是这座大厦其他部门的办公室秘书，是偷偷跑到这里看节目录制的。
还差十几分到11点，消息通过长长的走廊传到录制室：有人看到辛纳屈正通过楼外的停车场向录影棚走来。他的气色看上去很不错。人们仿佛都松了一口气。但这个瘦瘦的人渐渐走近，人们才看清他的模样，吃惊地发现他不是辛纳屈，而是约翰尼·德尔加多，一个和辛纳屈长相极似的人。
德尔加多走路的姿态很像辛纳屈，从体形和面部特征来看，两人也极其相像。但德尔加多似乎是一个很怕羞的人。15年前，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向辛纳屈的电影公司申请，在电影《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中担任一个角色。他被雇用了，所演角色是辛纳屈的替身。在辛纳屈最近的一部影片《突袭皇后虎》（Assault on a Queen）中，德尔加多在几段水下戏中做了辛纳屈的替身，这部影片描写的是辛纳屈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同伙试图劫持玛丽王后号的故事。现在，在这个录制室中，德尔加多所要做的，就是在炙热的灯光下模仿辛纳屈，为摄像师试镜定位。
五分钟后，真的辛纳屈走了进来。他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上似乎蒙着一层雾。他的感冒还没好，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唱，因为日程安排得很紧，而且他已花了上万美元雇用管弦乐队、各类技术人员，并租用了录影棚。他路过控制室，去排练室试嗓时，发现录制大厅中的管弦乐队和舞台的距离不够近，没有达到他特意提出的要求。对此他紧闭双唇，显然很烦躁。过了一会，从排练室中传出辛纳屈摔小提琴的声音，还有他的琴师比尔·米勒的声音。比尔·米勒柔声安慰他道：“尽量别生气，弗兰克。”
过了一会儿，吉姆·马奥尼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人们谈论起今天一大早在纽约去世的多萝西·基尔加仑。她几年来一直仇视辛纳屈；同样，在夜总会遇见她时，辛纳屈对她也很不尊敬。现在，尽管她已经死了，可辛纳屈依然对她耿耿于怀。“多萝西·基尔加仑已经死了。嗯，我想我该改改我的行事方式了。”他一遍遍地重复着，从排练室走到录制大厅。
辛纳屈缓步走进录影棚时，所有的乐手都拿起乐器，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辛纳屈清了清嗓子，在乐队的伴奏下试唱了几首后，他把《不要为我担心》（Don’t Worry About Me）唱到让自己满意了。但因不知道自己的嗓音能持续多久，他忽然又变得很不耐烦。
“为什么我们不从母带转录这首歌？”辛纳屈朝着控制室喊道。导演和他的助手坐在那儿，好像并没有听见，只是低头看着控制板。
“为什么不能从母带转录这首歌？”辛纳屈又喊道。
通过到控制室的专线，头戴耳机站在摄像机前的舞台监督把辛纳屈的话一字不差地传到控制室，“为什么不能从母带转录这首歌？”
海米恩没有回答。可能是专线的电源关了。由于灯光照在控制室玻璃墙上产生的光线很模糊，人们难以看清里面的情况。
“为什么不穿礼服戴领结，把这首歌从母带转录上去？”辛纳屈问到，此时他穿的是一件黄色的套头毛衣。
突然，从扩音器里传来海米恩平静的声音：“好吧，弗兰克，你是否介意再来一遍……”
“是的，我介意。”辛纳屈厉声说道。
海米恩沉默了一两秒钟后，刚要说话，又被辛纳屈打断：“如果我们能不再像1950年那样的话，可能我们……”接着，辛纳屈继续攻击海米恩，责备这里没有先进的设备，不能把这些片段连接起来；然后，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再浪费他的嗓子，他便停了下来。德怀特·海米恩非常耐心和平静，以至于人们猜测他根本没听到辛纳屈刚才说的话，还在跟辛纳屈说明影片开头部分的拍摄顺序。几分钟后，唱完了《如果没有歌》（Without a Song），辛纳屈就照着摄像机旁的一块纸板，开始念他的开场白。当这一切完毕后，他就要对着摄像机正式拍摄。
一个人跳到摄像机前喊道：“弗兰克·辛纳屈纪录片，第一幕，第十页，第一次拍摄。”说着，“啪”地合上镜头板，做了一个开拍的动作。
“你是否想过，”辛纳屈念道，“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那将是一个枯燥沉闷的世界……这确实值得思考，不是吗？”
辛纳屈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伙计们，我要喝一杯。”
几分钟后他们又重新开始了。
“弗兰克·辛纳屈纪录片，第一幕，第十页，第二次拍摄。”那个拿镜头板的人跳到摄像机前喊道。
“你是否想过，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这一次辛纳屈一直念了下去，没有间断。之后，他又试唱了几首歌。这期间，某个乐器的音调不合他意，又间断了一两次。过一会儿他的嗓子会怎样还很难说，这只是片子的开始。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尤其是当辛纳屈唱那首流行的伤感老歌时。《南希》（Nancy）这首歌是在20多年前由吉姆·范·霍伊森和费尔·西尔弗斯创作的，其灵感来自于南希，辛纳屈三个孩子中的长女。那时南希还是个几岁大的小姑娘。
如果一天没见到她，
就会无比思念。
啊，每次我吻她
是多么激动。
尽管辛纳屈从前曾无数次唱过这首歌，但这次，大厅里的人都感到特殊的东西在他的内心涌动，因为这时他流露出了某种不寻常的感情。不论他是不是感冒，他都在唱着，带着热情和活力，没了平时的傲慢与自大。在这首歌中，他对女儿的感情表露得淋漓尽致。据说南希比任何人都了解辛纳屈，她是唯一能使辛纳屈毫不羞涩地表现自我的人。
南希今年25岁。在与歌手汤姆·桑兹的婚姻失败后，她独自生活，住在洛杉矶郊区。目前她正在拍她的第三部电影，同时还在她父亲的唱片公司录制唱片。辛纳屈每天都要见她，如果一天不见南希，不论在亚洲还是欧洲，他都会打电话给她。辛纳屈的歌刚在无线广播中播出并开始有追随者时，南希会在家中听歌，然后哭泣。1951年，辛纳屈第一次婚姻失败离开家时，南希是唯一能记得他的孩子。南希见过辛纳屈和艾娃·加德纳、朱丽叶特·普劳斯、米亚·法罗[4]，或其他人往来，也把辛纳屈作为男伴带去赴与其他朋友的约会。
她带走了冬天，
带来了夏天，
夏天可以从她身上
汲取活力……
南希也能见到辛纳屈带着第一任妻子南希·巴尔巴托回家。南希·巴尔巴托是泽西市的一位泥瓦匠的女儿，1939年嫁给辛纳屈时，他正在霍博肯市附近的一家名叫“乡村小屋”的俱乐部唱歌，每周只挣25美元。
首任辛纳屈夫人是个漂亮出众的女人。她离开辛纳屈后一直没有再婚（“一旦你嫁给过弗兰克·辛纳屈……”，她曾如此向朋友说明过），和17岁的二女儿蒂娜住在洛杉矶市的一所豪宅里。她和辛纳屈之间没有痛苦，只有相互的尊重和深厚的感情。在她家中，辛纳屈一直很受欢迎，人们甚至时常见他在奇怪的时间在她的家中踱步，给炉子加点火，然后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辛纳屈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这是他过去常坐乐队巴士长途跋涉巡回演出时练就的本领。他那时也学会了穿礼服时捏住裤子背后的裤缝，反折好上衣，安稳地睡觉而不让衣服起皱。但他现在不再坐巴士了。尽管幼年时南希曾对父亲总睡沙发而不照顾她感到不满，但后来她渐渐明白了，沙发是世界上仅剩的几个能给她父亲点隐私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那张谁都认识的脸不会被注意或引起骚动。她也明白，她的父亲再也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的童年在孤独中度过，并一路希望引人瞩目，但成名以后，却再也不能一个人随意生活了。昔日住在新泽西州哈斯布鲁克高地时，透过窗户向外看，辛纳屈眼前常会出现少年们向内张望的面孔。1944年，辛纳屈搬到了他在洛杉矶的寓所中。那房子位于托卢卡湖畔，有十英尺高的篱笆墙围着。他发现，唯一能够逃避电话和其他骚扰的办法就是乘着他的小船，带上几个朋友、牌桌和啤酒，整个下午都在湖里漂着。但南希说，只要有可能，他就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在南希的婚礼庆典上哭了起来，他是那么多愁善感……
“你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德怀特？”
控制室里没反应。
“你们在那儿开派对，还是什么，德怀特？”
辛纳屈站在舞台上，抱着双臂，目光越过摄像机，瞪着海米恩。辛纳屈用尽嗓子的全部力量，唱完了《南希》这首歌。接下来的几首歌有几个高音，辛纳屈的嗓子再一次沙哑了。但控制室内的海米恩因通信设备问题无法和大厅通话，所以他离开控制室向辛纳屈走去。几分钟后，他们俩一同走进控制室。辛纳屈在那看了一遍录像带，他看了不到五分钟就直摇头。然后，他对海米恩说：“抹掉，抹掉，简直是在浪费时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辛纳屈对着屏幕上自己唱歌时的录像说：“一看就是感冒的样子。”然后他离开控制室，要求把今天录制的节目全部洗掉，等到他康复后再重新录制。
不久这个消息就像流感一样在辛纳屈的员工中传开了，接着传遍了整个好莱坞，接着从吉利酒吧又传到全国各地，也越过了哈德孙河传到了辛纳屈的父母和新泽西市他的亲戚和朋友耳中。
辛纳屈打电话告诉他的父亲他现在感觉很不好时，老辛纳屈也向他的儿子诉苦：他的左胳臂和拳头都几乎不能动了，还说这可能是50年前作为一名轻量级拳手时左钩拳用得太多的缘故。
马丁·辛纳屈是西西里人，出生在卡塔尼亚。他面色红润，长着一对蓝色小眼睛，从前拳击圈的人们都叫他“马蒂·奥布赖恩”。那个年代，那种地方，爱尔兰人统治着城市生活的底层。对意大利人来说，起这种名字就不足为奇了。大多数在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和西西里人都很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能加入由爱尔兰人控制的建筑工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尔兰的警察、牧师和政治家的压迫。
辛纳屈的母亲多莉却是一个例外。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又有远大抱负的女人。她在出生两个月后被母亲和父亲从热那亚带到这个城市。她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工人。在以后的几年里，长着红彤彤的圆脸盘和蓝眼睛的多莉常常被误认是爱尔兰人。她总是飞快地抡起她那很重的书包砸向那些说“意大利猪”的人，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在鼎盛时期，多莉凭借娴熟的社交手段与新泽西州北部的民主党核心人物巧妙地周旋，很快地成为霍博肯第三选区的“凯瑟琳·德·美第奇”；每当选举时，她总能为竞选者从周围的意大利人那里拉到600多张选票，那里是她的权力的坚强后盾。有一次她告诉一位政客，她想使她的丈夫成为霍博肯消防队的一员。这位官员告诉她说：“多莉，现在没有空缺。”多莉怒斥道：“那就弄一个出来！”
那个政客真的这样做了。几年以后，她又要求让她的丈夫当一名队长，不久后她就接到一个电话：“多莉，祝贺你！”
“为什么？”
“为了辛纳屈队长。”
“噢，你们终于让他当队长了，太感谢了。”
然后，多莉就给消防队打电话。
“请辛纳屈队长接电话。”她说。
一位防火员喊辛纳屈接电话，并说道：“马丁，我想你的妻子一定是疯了。”当辛纳屈拿起话筒时，多莉向他祝贺道：
“祝贺你，辛纳屈队长。”
多莉唯一的孩子取名弗朗西斯·阿尔伯特·辛纳屈。1915年12月12日，小辛纳屈出生的时候，由于多莉难产，他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辛纳屈刚一落地，就带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脖子左侧的几块伤疤，这是那个笨拙的医生用产钳留下的。辛纳屈一直没有动手术去掩盖它们。
六个月后，辛纳屈主要由祖母抚养带大。他的母亲在一家生产巧克力的公司任职，因她娴熟的技术曾被公司派去巴黎培训其他人员。在霍博肯市一些人的印象中，辛纳屈小时候是一个孤僻的孩子，总是乐于在走廊里凝望天空。但辛纳屈却不是一个穷孩子，也从未进过监狱，而且总是穿很好的衣服。由于辛纳屈有许多条裤子，人们都管他叫“新裤子奥布赖恩”。
多莉·辛纳屈不像其他意大利母亲一样，只要自己的孩子听话、能吃，就好。她对孩子的要求很多，而且很苛刻。她曾梦想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一天晚上，她看见儿子的卧室墙上挂着宾·克罗斯比[5]的相片，并得知他想成为一名歌手时，气得把一只鞋砸向了儿子身上。最后，当她发现自己不能阻止他时只好说：“他很像我”，并鼓励他唱歌了。
许多和辛纳屈同时代的意大利血统的美国孩子都有相同的追求：他们都擅长歌唱，不善言语，所以他们当中没出现一位伟大的作家，没有谁成为像弗兰克·奥哈拉，索尔·贝娄，约翰·齐弗和萧伯纳这样的文学大家。然而，他们却都能用他们的歌喉自如地交流。这是他们的传统，他们不需要文凭，而凭借歌声成名……比如说，佩里·科莫……弗兰克·拉伊内……托尼·班内特……比克·达莫内，但没有谁比辛纳屈更出色。
尽管那次他在“乡村小屋”俱乐部几乎唱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仍在纽约广播电台无偿地演唱了很多歌，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在哈里·詹姆斯的乐队做歌手，并于1939年在那里录制了他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全部或全无》。他慢慢开始喜欢詹姆斯和乐队的其他成员，但当他收到汤米·多尔西的邀请，希望他加入他那支几乎是全国最好的乐队时，他欣然接受了。在那里，他每周可收入135美元；更重要的是，汤米知道怎样去包装一个歌手。辛纳屈在离开詹姆斯乐队时非常伤心，在乐队度过的最后一夜令他至今难忘，以至于20年后辛纳屈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向一位朋友讲道：“大约在零点左右，乐队的其他伙伴都上了车，我向他们一一告别。车开了，记得当时下着雪，我独自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雪中，看着汽车尾灯在视线中慢慢消失。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并向汽车追了过去。我非常留恋乐队里那种充满活力的氛围，真舍不得离开它……”
但他离开了那里，正如他会离开其他任何曾令他感到温馨的地方一样。他不会浪费一点儿时间，要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追求更多的东西，他要独自奋斗。他护卫那些受压迫者，抨击那些当权派。有位音乐人说了些犹太人的坏话，他曾给过那人一拳；早在黑人运动兴起的20年前，他已在为黑人的权利大声疾呼了。不过他也曾因巴迪·瑞奇[6]的鼓声太响而把一盘玻璃杯砸在他头上。
辛纳屈在30岁之前送人的金制打火机就值5万美元，他过着那种移民所疯狂追求的生活。当迪马乔[7]归于沉寂，他的意大利同胞们意气消沉，默许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在意大利肆虐时，辛纳屈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成为捍卫美国意大利人名誉同盟中的唯一干将。这种同盟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形成的，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很少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每个人都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单独一个人都会唱得很出色，但由他们组成的合唱团却一团糟；当他们单独时，每个人都是英雄，而组织在一起后就成了乌合之众。
电视剧《不可触犯》[8]中许多匪徒起的都是意大利名字，辛纳屈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更令辛纳屈和他的意大利同胞气愤的是，一个无名流氓约瑟夫·瓦拉基[9]一下子被鲍比·肯尼迪[10]指控为黑手党要员，而事实上，根据电视上公布的证词来看，这个匪徒对于黑手党所知甚少，他所知道的还不及马尔伯里大街上大多数服务生。辛纳屈圈子里的意大利人把鲍比·肯尼迪看作爱尔兰警察，虽然比多莉时代的警察更受人尊敬一些，但对别人威逼恐吓的程度却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据说，鲍比·肯尼迪和彼得·劳福德[11]是在约翰·肯尼迪大选成功后突然对辛纳屈无礼起来的，并且忘记了辛纳屈曾在募集竞选资金和争取反对爱尔兰人的意大利人的选票上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人们怀疑，是劳福德和鲍比·肯尼迪让已故的总统改变了主意，邀请宾·克罗斯比而不是计划中的辛纳屈来白宫做客。这是一个辛纳屈永不忘怀的社交挫折。彼得·劳福德从此被辛纳屈逐出了拉斯韦加斯“演艺界峰会”。
“是的，我的儿子像我，”多莉不无骄傲地说道，“如果你跟他作对，他会永远记住你。”在承认他的权力的同时，她也指出：“他不能让他妈妈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她还补充道，“即使现在，他穿的衣服仍是我过去给他买的那个牌子。”
多莉·辛纳屈已经71岁了，比马丁小一岁。现在整天有人敲她住的那所大房子的后门来征求她的意见，寻求她的帮助。每当她没有客人要接见，或不在厨房做饭时，她就要照顾她的丈夫，一个沉默而固执的老头，让他把左臂放在软椅扶手的海绵上。多莉对客人讲：“噢，他冲进了那可怕的大火，这家伙真的这么做了。”同时，眼中充满敬佩地看着坐在椅子上的丈夫。
尽管多莉·辛纳屈在霍博肯有87个教子，而且每当有政治活动时就会去那里看看，她和丈夫目前仍住在新泽西州利堡市。他们在那儿有一所漂亮的大房子，总共有16个房间。这所房子是儿子在三年前送他们的，是庆祝他们结婚50周年的礼物。房子装修得很有品味，并置着世俗和神圣的东西——有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艾娃·加德纳、教皇保禄六世和迪安·马丁[12]的相片，有几个圣徒雕像和一些圣水，一把带有萨米·戴维斯[13]亲笔签名的椅子和几瓶波旁酒。在辛纳屈夫人的珠宝箱里，有一串华丽的珍珠项链，这是艾娃·加德纳刚刚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多莉非常喜欢曾经是她儿媳的艾娃·加德纳，至今还常常谈起她，并经常和她保持联系。屋内墙上还挂着一封辛纳屈写给多莉和马丁的信，信上写道：“虽然你们的生命已步入黄昏，但我对你们的爱仍像天国盛开的玫瑰一样永不凋谢……愿上帝永远爱你们。感谢上帝，祝你们白头携老，你们的爱子，弗朗西斯……”
辛纳屈夫人和她的儿子每周通一次电话。最近，辛纳屈建议她来曼哈顿时住在他在曼哈顿东河旁东七十二街的公寓里。虽然这里是纽约市的一个很富有的地区，但在他住的街区却有一个小工厂。多莉抓住这个把柄，对他的儿子进行报复，因为辛纳屈曾把他在霍博肯的童年描述得令她很不高兴。
“什么，你想让我住你的房子，在那个垃圾堆里？”她喊道，“你觉得我会在那个令人作呕的鬼地方过夜吗？”
弗兰克·辛纳屈明白了她的意图，赶紧说：“对不起，利堡夫人。”
在棕榈泉了休养一周，感冒好了很多，辛纳屈又回到了洛杉矶——一个充满阳光和性爱的美丽城市，一块美国人从墨西哥人手里强占的土地，一座随处可见一些穿着紧身短裤的小个子男男女女进出敞篷车的城市。
辛纳屈及时赶回去和家人一起看了那部等待了许久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纪录片。大约晚上9点钟，他开车到了前妻南希的家，并在那儿和南希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共进晚餐。他们的儿子不在本地，最近很少与他见面。
今年22岁的小弗兰克此时正与一个乐队一起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演出一结束，他就要前往纽约，加盟纽约贝森东大街黑管乐队。早在四十年代，辛纳屈就和这支乐队合作过，那时他还在汤米·多尔西的乐队唱歌。如今，小弗兰克·辛纳屈——据他父亲说，这个名字源于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大部分时间住在旅馆里，每天都在夜总会的更衣室中吃饭，然后一直唱到凌晨2点多。人们往往把他和他的父亲进行比较，对此，他也能心态平和地接受。他的嗓音圆润悦耳，而且随着训练而日益长进。尽管他对父亲非常尊敬，但这并不影响他和父亲之间客观、平等的交流，以及偶尔不太明显的骄傲自满。
小弗兰克说，在父亲早年出名的同时，新闻界也创造出了一个“媒体眼中的辛纳屈”，把他包装得“区别于普通人，让他脱离现实生活：辛纳屈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乐坛巨星，他不是超人，而是超级不寻常。但是，”小弗兰克继续说道，“这完全是谬论，是一派胡言：因为辛纳屈是普通人，是在大街上常见的普通人。但是，辛纳屈的另一面，即他那有别于一般人的包装，不仅影响了看电视观众或杂志读者，同样影响了辛纳屈本人。”
“早年的弗兰克·辛纳屈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说，“在1934年，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长着一头鬈发的意大利小孩儿会成为一名巨星，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巨人……一年夏天，我的父亲弗兰克，一个消防队员的儿子，在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的海滩上，遇到了我的母亲，南希·巴尔巴托，一位新泽西市泥瓦匠迈克·巴尔巴托的女儿。他们都是意大利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都属于中下级阶层，都是在夏天坠入情网的年轻人。就像是弗兰基·阿瓦隆主演的不计其数的糟糕电影里的情节一样。
“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南希是弗兰克·辛纳屈最普通的一个孩子。她是一名啦啦队队长，经常光顾夏令营，总驾驶着一辆雪佛兰汽车，是一种最宜室宜家的女孩。老二就是我。我的生活一直都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直到1958年9月被送入大学预科班。在这一点上，我与其他两个姐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我已经脱离了家庭，在家庭中的地位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变……老三叫蒂娜，说实话，我确实无法描述出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由沃尔特·克朗凯特[14]解说，晚上10点钟开播。辛纳屈一家吃完了晚饭，在节目开播的前一刻，转动椅子面对电视坐下。尽管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灾难，但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共同观看。辛纳屈的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也都做着同一件事。辛纳屈的律师米尔顿·A.鲁丁叼着烟，带着律师特有的警觉，正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盯着电视。其他人还有布拉德·德克斯特、吉姆·马奥尼、埃德·普奇、辛纳屈的化妆师“短枪”布里顿、纽约代理人亨利·吉内、服装设计师理查德·卡罗尔、保险经纪人约翰·利利、贴身仆人乔治·雅各布斯——一个潇洒的黑人。那时他正在他的公寓里款待女孩子们，唱机里播放着雷·查尔斯的唱片。
像笼罩好莱坞的许多恐惧一样，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的恐慌最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这个一小时长的节目纯粹是对辛纳屈的赞颂之辞，而不像传言所说的那样是对他的爱情生活、黑手党和其他私生活领域事务的肆意揭露。在第二天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杰克·古尔德写道：“尽管这个纪录片事先并未得到辛纳屈的授权，但如果真要征求他的意见的话，我想他也会同意的。”
节目刚一结束，电话铃就响彻了整个辛纳屈的圈子，他们互相表达喜悦之情，都如释重负。酒吧老板吉利从纽约发来了电报，上面写道：“我们统治了世界！”
第二天，辛纳屈重新开始到全国广播公司大厦录制他的节目。站在大厦走廊里，他和几位朋友谈论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说：“哦，很成功！”
“是的，弗兰克，极其成功。”
“但我认为杰克·古尔德在今天《时报》上的观点是对的。”辛纳屈说，“在节目中应该有更多的关于人的内容，而不应把那么多注意力放在音乐上……”
他们都点头同意，没有人提到当初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向辛纳屈开火时他圈里人惊恐万状的样子；他们只是点头称是，其中两个还笑辛纳屈在这次节目中又明显地用了“小鸟”这个词——这是他酷爱的字眼。他总是问他的密友：“你的小鸟怎样了？”；一次他几乎在夏威夷溺死，后来他解释道：“只是我的小鸟沾了点儿水”；他的一个演员朋友迪克·巴卡恩家中挂着他手握一瓶威士忌的巨幅照片，下面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喝，迪克！酒对你的小鸟有好处。”他有时会篡改一首名叫《与我一起飞翔》（Come Fly with Me）的歌的歌词：“说出那些话语吧，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小鸟去阿卡普尔科海湾了……”
十分钟后，辛纳屈跟着伴奏乐队步入全国广播公司录影棚，那里与八天前的样子已完全不同。这次辛纳屈的嗓子感觉良好；他与人们谈笑风生，不再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沮丧。一次，当他站在舞台上的一棵树旁唱《我怎能不想邻家的女孩》（How Can I Ignore the Girl Next Door）时，一台装在滑动轨道上的摄影机滑动得太近，撞着了那棵树。
“天啊！”一个技术助理叫道。
但是辛纳屈似乎并没注意到这些。
“我们这儿出了点儿小故障。”他平静地说，然后又从头开始唱起那首歌。
节目拍完后，辛纳屈从控制室的监视器上观看了重放的节目。他和德怀特·海米恩及其助手一一握手，非常满意。然后，人们在辛纳屈的化妆室里开了瓶威士忌庆祝。帕特里夏·劳福德在那儿，安迪·威廉斯[15]也在，还有其他十几个人。全国各地继续有电报、电话不断打来，称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那个节目。据马奥尼说，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唐·休伊特也来了个电话。要知道仅仅在几天前，辛纳屈还对休伊特恨之入骨。他现在仍然很生气，尽管节目本身并不令人反感，但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我用不用给休伊特回封短信？”马奥尼问。
“你能不能寄给他一拳头？”辛纳屈答道。
他拥有一切，但无法入睡；他给予别人精美的礼物，但不幸福。他不会为了别的抛弃现在的生活，即使是为了幸福。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我们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已经变老了，而他没有……我们被家务所累，可他没有……我们会悔恨，而他不会……这都是我们的错误，而他没有犯……
他掌控了洛杉矶的所有意大利餐馆的菜单，如果你想吃意大利北部的菜式，那么就去米兰吧……
人们跟随着他，模仿着他，争相接近他……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总是使他成为圈子里的焦点和中心。……小鸟……小鸟……
他认为一定要玩得很大——嘴张得越大，你能吸入的东西就越多，你的规模就越大，你就会成长得越快，你就更加像你自己——变得更庞大，更富有……
“他比任何人都强，或者至少别人都这样认为，所以他必须做到。”
——小南希·辛纳屈
“他表面上平静如水，但内心却隐藏着丰富的感情。”
——迪克·巴卡恩
“他有一种极强的愿望，想把每一分钟都过得最充实。我猜他可能觉得毁灭会随时来临。”
——布拉德·德克斯特
“我从几次婚姻中的全部收获，就是两年可以躺在心理医生的沙发上的时光，那是阿蒂·肖[16]付的钱。”
——艾娃·加德纳
“我们不是母子，是好朋友。”
——多莉·辛纳屈
“我喜欢任何可以帮我度过黑夜的东西，祷告、镇定剂或是一瓶杰克·丹尼斯威士忌。”
——弗兰克·辛纳屈
弗兰克·辛纳屈厌倦了一切议论、流言以及猜测，厌倦了报纸上有关他的内容，厌倦了满城人对他的议论。他说这是令人疲惫不堪的三个星期，现在他只想离开这里，去拉斯韦加斯放松一下。于是他跳上飞机，飞过绵延起伏的加利福尼亚群山，飞过内华达洼地，飞过绵延不断的沙漠，来到金沙赌场酒店，去观看卡修斯·克莱对弗洛伊德·帕特森[17]的拳击赛。
比赛前一天，辛纳屈整个晚上都没睡。第二天，他几乎整个下午都在睡觉。金沙赌场酒店的大厅，赌博俱乐部，甚至厕所里都充斥着他的歌声，歌曲每隔几个音符就被扬声器里广播找人的声音打断：“有若恩·费施先生的电话，若恩·费施先生……一条金色的丝带在她的头上……有赫伯特·罗斯坦先生的电话，赫伯特·罗斯坦先生……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如此深刻，使我在漫漫长夜中夜不能寐……”
比赛那天下午，在金沙赌场酒店和其他旅馆的大厅里，你会看到赛前常见的各种预言家：赌徒、昔日的冠军、从纽约第八大道赶来的抽着雪茄烟蒂的小个子下注者、那些一年四季抨击大型拳赛却从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的体育记者、似乎总是支持其中某个拳击手的小说家、受洛杉矶某天才操纵的当地妓女，还有一位身着满是皱褶的礼服的浅黑肤色女郎站在大堂经理桌旁喊着：“我想和辛纳屈先生说句话。”
“他不在这儿。”大堂经理说。
“您能不能帮我给他房间打个电话？”
“抱歉，小姐。”大堂经理说。这个女孩转过身，情绪很激动，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穿过大厅，进入喧闹的赌场大厅，那里挤满了只对金钱感兴趣的男人。
快到晚上7点，金沙赌场酒店的经理杰克·恩特拉特步入赌场大厅。他头发花白，是个大块头。他告诉站在21点赌桌旁的几个人，辛纳屈正在更衣。他还说，他无法为更多的人弄到前排的座位，他们——包括带女伴前来的李奥·迪罗谢和偕妻子前来的乔伊·毕晓普[18]，都不能与弗兰克·辛纳屈一同坐在前排，必须退到第三排。当恩特拉特走到乔伊·毕晓普那里，把这一消息告知他时，他的脸沉了下来。他似乎并没有生气，只是默默无声地望着恩特拉特，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样。
恩特拉特打破了这种沉默，说：“乔伊，对不起，在前排就坐的不能超过六人。”
毕晓普仍然没说什么。等大家到拳击场时，发现乔伊·毕晓普坐在了第一排，而他的妻子则坐在第三排。
这场被称作穆斯林与基督徒间圣战的拳击赛开始之前，先是对三位秃顶的前任冠军洛基·马西安诺、乔·路易斯和桑尼·利斯顿进行介绍，然后是昔日歌星艾迪·费舍演唱《星条旗永不落》。已经过了十四五年，辛纳屈仍然对每个细节记忆犹新：艾迪·费舍那时是刚刚崛起的男中音之王，与其竞争的有比利·埃克施泰因和盖·米歇尔，而辛纳屈早已被淘汰出局了。他记得，有一天，他要去录音棚时，碰见几十个等在大厅门口的艾迪·费舍的歌迷，那些人看到辛纳屈时就开始做鬼脸起哄：“弗兰克，弗兰克，我晕倒了，我晕倒了。”也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的唱片每年只能卖出约3万张，在电视上露面时他总被人们嘲笑成滑稽可笑的人，与达格玛[19]一起录制的《妈妈要咆哮》（Mama will Bark），也同样惨遭失败。
“那时我在唱片上发出的是怒吼和号叫。”辛纳屈说，一想起这些他仍然浑身战栗，“这些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与狗拉近了关系。”
他的嗓音和艺术判断力在1952年变得让人无法想象地糟糕。据他的朋友说，导致他走下坡路的更直接原因是他对艾娃·加德纳的追求。当时艾娃·加德纳是超级影后，一个世上少有的尤物。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回忆道，有一次看到艾娃在她爸爸的游泳池里游泳，然后她如出水芙蓉，露出那迷人的身体，悠然地走到火炉旁，斜靠在那儿几分钟。突然，她的漆黑长发似乎全干了，自然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据辛纳屈的朋友讲，对于与之约会的大多数女子，辛纳屈从来不知道她们看上的是他现在能为她们做的事情，还是将来他能为她们做的事情。但是，对于艾娃·加德纳，情况则完全不同。他无法为她做任何事情。她本人的事业已登峰造极。如果说辛纳屈从与她的那段感情经历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当一个骄傲的男人走下坡路时，女人，尤其是一个身居事业顶峰的女人，对他也于事无补。
然而，即使在嗓音疲惫无力的情况下，他的歌喉中仍然渗透着某种深深的情感。一首至今仍被人们记忆犹新的歌是《想拥有你的我多么愚蠢》（I’m a Fool to Want you）。一位当时曾陪他一起在录音棚里录音的朋友回忆道：“那晚辛纳屈确实激动了，他一气呵成，录完了那首歌，然后转身走出录音棚。一切就那么轻松简单……”
辛纳屈当时的经纪人汉克·萨尼古拉曾是歌曲推广者，他讲道：“艾娃爱弗兰克，但并不是以弗兰克爱她的方式。辛纳屈需要的是一天24小时的关怀。他要求人们都围着他转。弗兰克就是那种人。”萨尼古拉接着说，“艾娃不是很自信，她害怕不能真正地把握住这个男人……有两次弗兰克竟置自己的事业于不顾，追着她到了非洲……”
“艾娃也不愿让弗兰克的那帮人整天围在他们周围，”一位朋友讲道，“这让弗兰克受不了。在和南希一起生活时，他常常把全乐队的人领回家。南希是那种典型的意大利好妻子，她从不抱怨——她会给每人端上一盘意大利面。”
1953年，结婚近两年后，辛纳屈与艾娃·加德纳离婚了。据说辛纳屈的妈妈曾力图使他们和解，但即使艾娃有意，弗兰克也不愿破镜重圆了。曾有人看见辛纳屈与别的女人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某种平衡被打破了。在此期间，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辛纳屈似乎从一个童星、身着水手服的青涩演员摇身变成了一个男人。甚至在1953年，也就是他因在《乱世忠魂》的角色而获奥斯卡奖之前，他早年表现出来的天资又复苏了——在他录制的那首歌曲《布鲁斯之诞生》（The Birth of the Blues）中，在被爵士乐评论家们大加赞誉的海滨胜地夜总会的那场演出。那时他逐渐地不再演唱三分多钟、篇幅短小的歌曲，而转向适合录制于密纹唱片的作品。无论他当时有没有获奥斯卡奖，他那音乐会的风格都因此受益不少。
1954年，弗兰克再次把他的天资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一年他被《节拍器》杂志选为“年度最佳歌手”，后来又取代艾迪·费舍，成了合众社举办的DJ选歌冠军。可艾迪·费舍现在正在拉斯韦加斯唱那首《星条旗永不落》。演唱完毕，他钻出拳台。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弗洛伊德·帕特森在第一回合中绕着拳台追击克莱，却没能打着。之后他就成了克莱的玩偶。最后，在第12回合，克莱以其高超的技艺击倒对方，宣告比赛结束。半小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刚才那场拳赛，有的又回到赌桌旁，有的则排队购买在金沙赌场酒店舞台上进行的迪安·马丁-辛纳屈-毕晓普的表演的门票。小萨米·戴维斯若在这儿时，也会加入这种表演。这种例行表演通常由几首歌和一些插科打诨构成，并不十分正式，形式特别，并带有很强的种族气氛浓厚——马丁手里端着一杯酒，问毕晓普道：“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佬？”扮成犹太侍者的毕晓普警告两个意大利人要小心，“因为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队伍——黑手党”。
金沙赌场酒店的最后一场表演结束后，辛纳屈的队伍现在大概有20人了，其中包括刚从纽约飞来的吉利，还有辛纳屈最喜欢的体育专栏作家吉米·坎农，还有哈罗德·吉本斯，一名卡车司机工会的官员，等着霍法[20]投入监狱后便会顶替他的位置。他们鱼贯而出，钻入一排等候在门外的汽车里，浩浩荡荡地向另一个俱乐部进发。现在是凌晨3点钟，夜才刚刚开始。
他们在撒哈拉俱乐部停了下来，挑了一张稍靠后的长桌子坐下来，观看一个名叫唐·里克莱斯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他身材矮小，头发稀疏。与这个国家的其他任何演员相比，他的表演可能都更具有讽刺性。但他的幽默表现得如此粗野，没有品位，使人无动于衷——由于太具有攻击性反而失去了攻击性。当他发现艾迪·费舍在人群中时，他继续表演，戏说费舍作为一个情人，怎么可能搞得定伊丽莎白·泰勒；[21]当观众中有两个生意人自称是埃及人时，他打断了他们，评论起埃及对以色列的政策；然后，他又语气强烈地指出那个自称与丈夫坐在一张桌子旁的女士实际上是个妓女。
当辛纳屈一行人走进去的时候，唐·里克莱斯简直欣喜若狂，指着吉利大叫：“当弗兰克的开路机感觉怎么样？……的确，吉利总是走在弗兰克前面，为他开道。”接着，他向迪罗谢点了点头，说，“站起来，李奥，给弗兰克表演一下你是怎样滑行的。”然后，他话锋一转，指向辛纳屈，居然没忘了提到米亚·法罗，还戏说辛纳屈戴了一小撮假发。之后，又说辛纳屈作为一个歌手气数已尽，大势已去。辛纳屈听了笑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里克莱斯指着毕晓普，说道：“乔伊·毕晓普，你总是跟着弗兰克出来找乐子。”
后来，里克莱斯又讲了一些有关犹太人的笑话。迪安·马丁站起来，喊道：“嘿，你总是谈论犹太人，从不说意大利人，”里克莱斯马上打断他：“我们需要意大利人做什么呢——他们能做的恐怕就是不让苍蝇飞到我们的鱼上。”
辛纳屈笑起来，所有人都笑了。里克莱斯就这样东拉西扯地讲了近一个小时，直到辛纳屈站起来说：“好了，快点，到此为止吧，我得走了。”
“闭嘴，坐下！”里克莱斯厉声说，“我得听你唱歌……”
“你在跟谁说话？”辛纳屈回敬道。
“迪克·海姆斯[22]。”里克莱斯答道。辛纳屈又笑了。这时，迪安·马丁把一瓶威士忌浇到里克莱斯的脑袋上，把他的晚礼服全弄湿了。里克莱斯开始敲打桌子。
“谁能相信那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会成为歌星？”里克莱斯说着。但马丁叫起来，“嘿，我想说几句话！”
“闭嘴。”
“不，里克莱斯，我要告诉你，”迪安·马丁抢过话说，“我觉得你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嗯，谢谢你，迪安。”里克莱斯看起来很高兴。
“但别相信我，我喝醉了。”马丁说着，跌坐回他的座位。
“这我相信。”里克莱斯说。
凌晨4点钟之前，辛纳屈带领一行人走出了撒哈拉俱乐部，一些人还拿着装满了威士忌的酒杯，一路上甚至在车里都慢慢啜饮着。回到了金沙赌场酒店，他们又走进赌博厅。那里仍旧熙熙攘攘，人挤人，轮盘赌的轮盘不停地转动着，远处角落里不时地有掷骰子的人们的尖叫声。
弗兰克·辛纳屈左手端着一小杯波旁，步入人群。与他的朋友们不同的是，他总是衣冠楚楚，礼服上的领结总是精心折打，皮鞋向来一尘不染。无论喝了多少酒或是有多长时间不曾休息，他似乎从不会让自己的外表有失尊严，显得萎靡不振。他从不像迪安·马丁那样走路时左右摇摆，更不会像萨米·戴维斯那样在戏院的过道上跳舞，甚至跳到桌子上。
无论辛纳屈在哪里，他总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他的部分自我，尽管有时只是一小部分，总是保持着他家长的身份，即使现在也是一样。他把酒杯放在21点赌桌上，面对发牌者站着，离桌子稍远，而不是靠在桌上。他把手伸进礼服下面的裤兜里，拿出厚厚一沓干干净净的钞票。他平缓地抽出一张百元钞票，把它放在绿色绒布桌上。发牌者发给他两张牌，他又要了第三张牌。点数超了，他输了100美元。
此刻辛纳屈的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抽出了第二张百元钞票，他又输掉了。然后他拿出了第三张，还是输了。后来，他把两张百元钞票放到桌子上，可依然没有赢。最后，在拿出第六张百元钞票继而输掉之后，他向那个发牌的人点点头，朗声地说了句“好一个发牌员”，离开了那张桌子。
此时，为了让他通过，刚刚聚拢过来的人群让出一条道。一个女人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一张纸，让他签名。他签名后居然还说了一句“谢谢”。
在宽敞的餐厅后面，有一张长桌子是特意为辛纳屈保留的。在这个时候，餐厅还是空荡荡的，大约只有二三十人，离辛纳屈很近的一张桌子边坐着四个没有男士陪伴的年轻女郎。餐厅的另一个边还有一张长桌子，七个男子肩并肩靠墙坐在那里，其中两个戴着墨镜。他们安静地吃着，几乎不说一句话，只是坐在那儿吃，不放过桌上的任何食物。
辛纳屈一行入座后，喝了点饮料，然后开始点菜。这张桌子与纽约的吉利酒吧的那张差不多大小，只要他去就会特意留给他用；现在坐在这张桌子周围的这班人马，差不多全是那些伴随辛纳屈出入吉利酒吧的人，当然也是跟着辛纳屈去加利福尼亚、意大利或新泽西的任何一个饭店，或辛纳屈去的任何一个地方的那帮人。每当辛纳屈坐下来就餐时，他的好友都坐得离他很近；无论他在哪儿，无论场合有多么高级，他们之间都表现出一种亲近的互助关系，因为无论辛纳屈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仍是在这种关系呵护下的一个小男孩——只不过现在他能把这种呵护随身携带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辛纳屈来说，在为他预留座位的公共场所里进行的这种准家庭式的聚会，是一种最接近家庭生活的时光。他曾经有过家，却又离开它，这种准家庭式的相处可能是他最想要的方式；尽管看起来并非如此，因为他总是那么热情洋溢地谈及他的家庭，还与他的第一任妻子保持着密切联系，要求她在没有和他商量的前提下，不要做出任何决定。他总是把他的家具或其他纪念品放在她或女儿南希那儿，而且他和艾娃·加德纳仍然友好。在意大利拍摄《战俘列车》时，他们还曾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到哪儿都有狗仔追着。据说那时狗仔一起开价1.6万美元，希望他能与艾娃·加德纳合影。但有传言说辛纳屈则愿意开双倍的价钱打断一名狗仔的胳膊和大腿。
辛纳屈虽然很高兴单独待在家里，完全没有外人的打扰，这样他可以清静地读些书或整理一下思绪。可是，偶尔在某个夜晚，他也会突然发现自己意外落单。也许他已给七八个女人打过电话，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都不能前来陪他。这样，他就会给他的男仆乔治·雅各布斯打电话。
“今晚我想回家吃晚饭，乔治。”
“几个人？”
“就我自己，”辛纳屈会这样说，“我想要些清淡的东西，我不太饿。”
乔治·雅各布斯36岁，离过两次婚，长得很像比利·埃克施泰因。他曾随辛纳屈周游世界，对他忠心耿耿。雅各布斯的住所离日落大道不远，在威士忌舞厅的拐角处。他经常和各种活泼可爱的加利福尼亚女孩为伴，这使他小有名气。不过他承认，一些女孩最初之所以接近他，是由于他与辛纳屈的亲密关系。
辛纳屈到家之后，雅各布斯会服侍他在餐厅就餐。之后辛纳屈就打发他回家。在这种夜晚，如果辛纳屈要求他多留一会，或陪自己打几把扑克，雅各布斯是很愿意效劳的。但辛纳屈从没这样要求过。
这已是他们在拉斯韦加斯度过的第二个夜晚了。辛纳屈与朋友们在金沙赌场酒店的餐厅里一直坐到近早上8点。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梦中度过，然后飞回了洛杉矶。第二天早上，他已经驾着他的小高尔夫球车穿梭于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制片场了。根据日程，他今天要与热情奔放的金发女郎维尔纳·利西[23]完成电影《突袭皇后虎》的最后两组镜头的拍摄。当他开着那辆高尔夫球车驶在电影公司大厦间的道路上时，他看到了史蒂夫·罗西，他正和喜剧搭档马蒂·艾伦在录影棚拍一部电影。他们这个录影棚与南希·辛纳屈的录影棚紧挨着。
“嘿，混蛋，”他大声对着罗西喊，“别吻南希。”
“只是拍电影啦，弗兰克。”罗西边走边转回头说。
“在车库里拍吗？”
“我们意大利人的热血让我情不自禁，弗兰克。”
“那么，降降温吧。”他向罗西眨了眨眼睛，说道。然后他开着他的高尔夫球车拐了个弯，停在一幢土褐色的大楼外面。《突袭皇后虎》的最后两组镜头就在这幢大楼里拍摄。
摄影棚里熙熙攘攘，几十个技术助理和导演都聚拢在摄影机周围。辛纳屈大步流星地走进去，高声说：“胖导演在哪儿？”导演杰克·多诺霍是个大块头，他与辛纳屈合作有22年了，共同制作了一个又一个的节目。杰克对这个电影非常头疼：剧本总是变来变去，演员们似乎永远没法休息，辛纳屈已经开始厌倦了。但现在只剩下两组镜头了——一组是时间较短的游泳池里的镜头；另一组则是时间较长的辛纳屈与维尔纳·利西在海滩布景下的激情戏。
游泳池一组戏拍得又快又好，主要演的是辛纳屈他们这些劫持者的阴谋破产，没能劫持玛丽王后号。在齐肩的水里待了几分钟后，辛纳屈说：“快点，伙计们，水里很凉，我感冒刚好。”
摄影组推近镜头，维尔纳·利西跳入水中，在辛纳屈身边溅起水花。杰克·多诺霍向开动鼓风机的助手们喊道：“让浪花溅起来！”另一个人发令道：“搅动池水！”这时，辛纳屈唱了起来：“搅动池水要有节奏！”在摄影机开拍前，一切平静下来。
下一个镜头在海滩上拍，弗兰克仰面躺在沙滩上，假装凝望着星星；维尔纳·利西要走近他，把一只鞋扔在他附近，以示她的到来；然后，她要坐在他旁边，等待下面他对她的激情表露。正式开拍前，利西小姐先练习了一下如何把鞋扔到躺在沙滩上的辛纳屈附近。当她要扔鞋时，辛纳屈喊道：“瞄准我的小鸟吧，我想回家了。”
维尔纳·利西几乎不懂英语，对辛纳屈的特殊词汇更是闻所未闻了，所以如坠雾中，一副茫然的样子，但摄影机后的每一个人都在笑。她把鞋抛向他。那只鞋在空中转了几圈，最后落到了辛纳屈的肚子上。
“高了三寸。”他叫道。维尔纳·利西听到摄影机后的笑声，依然一头雾水。
杰克·多诺霍让他们对一下台词。辛纳屈刚从拉斯韦加斯回来，还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以他希望快点儿开机。他说：“咱们试一个镜头。”尽管杰克·多诺霍不敢确定辛纳屈和维尔纳·利西是否已经把台词记好，但他仍然说：“好吧。”随后，一个拿着拍摄板的助手喊道：“419号镜头，第一次拍摄。”维尔纳·利西拿着她的鞋，向仰卧在沙滩上的辛纳屈走过去。她扔出了鞋，那只鞋落在了辛纳屈的大腿根附近，辛纳屈的右眼几乎是不易察觉地眨了眨，但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又不禁笑了起来。
“今晚的星星告诉你些什么？”利西小姐靠近辛纳屈坐下，说出她的第一句台词。
“星星告诉我，今晚我是个白痴，”辛纳屈说，“一个貌似聪明的白痴竟然被搅到这件事里了……”
“停！”多诺霍喊道。沙滩上有三个麦克风的影子，维尔纳·利西坐的位置也不对。
“419，第二次拍摄。”拿拍摄板的人喊道。
利西小姐靠近辛纳屈，把鞋向他扔去，这次没有打着——辛纳屈只轻轻吁出一口气——利西小姐说：“今晚的星星告诉你什么？”
“星星告诉我，今晚我是个白痴，貌似聪明的白痴竟然被搅到这件事里了……”接着，根据剧本，辛纳屈应该继续说：“你知道我们卷到什么事里了吗？我们刚踏上玛丽王后号的甲板，就已经在自己身上做了标记。”但是他总是临时篡改台词，他说道，“你知道我们卷到什么里来了吗？我们刚踏上他妈的这条船上……”
“不行，不行，”多诺霍打断了他，摇着头说，“我想这不行。”
摄影机停了下来，一些人在笑，辛纳屈仍旧躺在沙滩上，抬头望着天空，好像在说这次中断毫无道理。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辛纳屈开口了。理查德·孔特[24]站在摄像机后面，叫道，“这片儿又不在伦敦放映。”
多诺霍把手插进他那稀薄的灰白的头发里，用力地摩挲着头，但似乎并没有真的生气：“你知道，如果不乱改台词的话，这场戏拍得挺不错。”
“是的，”摄像师比利·丹尼尔斯从摄像机后面探出头来，应和道，“确实是一场不错的戏……”
“注意一下你的语言。”辛纳屈打断他。辛纳屈总是能找出不重拍的各种方法，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他提出了一个办法，既能让这段影片可以使用，又能让“他妈的”那句台词以后再录制。这一办法马上被接受。摄像机又继续工作起来。维尔纳·利西向躺在沙滩上的辛纳屈身上靠去，他把她拉到怀里，紧贴住他。这时摄像机推近，给了他们一个特写。拍了几秒钟后，辛纳屈和利西仍继续吻着。他们的身体在沙滩上紧贴在一起，手臂相互交缠着，维尔纳·利西的左腿稍稍向上抬了一点点，摄影棚里的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直到多诺霍最后喊道：
“你们快好了告诉我一声，胶卷快没了。”
利西小姐站了起来，拽了拽身上的白裙子，拢了拢她那金色的头发，然后摸了一下唇上的口红，口红已乱。辛纳屈嘴角挂着微笑，起身向他的化妆间走去。
路过站在摄像机旁边的一个老头时，辛纳屈问道：“你家贝尔和豪厄尔怎么样？”
“不错，弗兰克。”老头儿笑道。
“很好。”
在化妆间里，他见到在那儿等着他的汽车设计师，他正按辛纳屈的要求为他设计一款新车，取代他过去几年一直开的一辆价值2.5万美元的福特吉亚（Ghia）。他的秘书汤姆·康罗伊也在等他，他带来了一大包影迷们的信，包括纽约市长约翰·林赛的一封。此外，辛纳屈的琴师比尔·米勒也在等他。辛纳屈要出一张新唱片《月光下的辛纳屈》（Moonlight Sinatra），他们要为今晚的录制排练几首曲子。
尽管辛纳屈不介意在某个电影场景中做一点夸张的表演，但对待录音他却是非常严肃的。正如他对一个英国作家罗宾·道格拉斯-霍姆解释的那样：“你在录制唱片时，只有你一个人负责任；如果唱得不好而遭非议，那么是你而不是别人会受到指责；如果唱得好，那么也是你而不是别人受到赞扬。但对于拍电影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制片人，有编剧，还有成百的其他工作人员，你只做你的那一部分工作，从来不对整个影片负责。可录制唱片时，一切成败却全在你一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