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在湾脊区豪华的殖民大道周围的第八十六街125号，人们发现了隐藏在黑色窗帘、遮阳棚和白墙后的一座妓院。有些人对此早有怀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怎么震惊。
一些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把这事儿推到那些修桥者身上。他们回忆说，曾看到大桥后面的岸边常有些风骚女子的身影。《布鲁克林观察者报》最先在3月20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在警察掌握了充分证据后，这份报纸报道说，嫖客当中竟然有一些是在湾脊地区有头脸的人物，但没有把这些嫖客的名字登出来。这一下引起了轰动。《观察者报》讲，这是这份报纸办了32年来第一次刊登此类报道。不仅每份报纸都卖了个精光，而且连报社都没能留下一份存档的。最后，报社不得不急忙宣布，它将以十美分的报刊平常出售价格，回收保存完好的3月20日版的报纸。
在逮捕了一位自称是“房地产中间商”的36岁的金发女郎及自称是“保姆”和“女主人”的其他两位金发女郎后，警察发现这所房子的厨房已被装修成一座春宫秘室，墙上到处是些不堪入目的画，屋顶装满了镜子。
听到这个消息后，湾脊地区许多令人尊敬的老住户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又开始回忆过去的美好日子。一些人惶恐地盯着几乎完工的大桥，预言说大桥会带来许多坏事：居民区会有更多的车流，还会有更多更廉价的公寓楼（里面可能挤满了黑人），给这个一直到处都是两户合住一座二层小楼的街区带来更多的商贩。
从开始在湾脊地区修桥到现在已有五年了，尽管抗议者都已平静下来，大桥引桥通过地区的800座建筑已被全部拆除，但许多人仍然不忘旧事，对大桥恨之入骨。
爱德华·J.斯威尼牧师的教区在圣艾佛莱姆街，由于修桥拆迁，他的1.2万名教徒迁走了2000人，因而大大减少了他在周日收到的捐款。人们一提起大桥，他就咬牙切齿。牙医亨利·阿门在过去五年里重了40磅，他搬到了离他的旧诊所一英里远的一家新诊所；尽管新诊所的生意特别好，他仍然牢骚满腹：“我坚决反对被迫搬家。”
从另一方面看，1964年湾脊地区的愤怒有点儿要赶上1959年的阵势了。当时，到处都飘扬着“拯救湾脊地区”的旗帜，人们尖叫“我们不需要大桥”。殡葬师约瑟夫·V.塞沙说他将失去2500名客户。反对建桥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家庭主妇、酒保、拖船领航员、医生、律师、一个有17个孩子（两条狗和一只猫）的家庭、一位退役拳击师、一位曾经参加过“战地愚人”演唱组的女孩、两个偷情者以及几百名其他接到搬家通知后有所反应的人。
总之，这7000人花了18个月才搬走。现在是1964年，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在湾脊地区重新安家落户，却都失去了与老邻居的联系。除了对过去的记忆外，他们已再无共同之处了。“唉！那是令人悲伤的日子，”贝丝·葛罗斯·登普西回忆道。这位前“战地愚人”乐队的歌手，现在住在离旧居四个街区远的地方。
“拆迁工人开进街区时，窗台上的花盆上到处是尘土，从早到晚你都能看到他们在摧毁街上的那些漂亮房子。
“吊车就像巨兽、大鳄，撞倒楼房，撞下房顶的天花板和瓦片；顷刻之间，一切都化为灰尘。建筑坍塌时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狗吓得乱咬乱叫。
“当时，我住在一座高级公寓里——有位艺术家也住那儿，那地方像一个爱尔兰城堡。起重机撞上它时，发出的声音特别恐怖，令我终生难忘。我还记得他们拆毁我家街对面的那座殖民地时代的老房子时的情景。这座房子前面有柱子，还有前廊，房子里住着一对老人，他们的双胞胎女儿，还有孩子们的叔叔杰克。杰克的脚跛了，他经常修理篱笆墙。整座房子都有一种高贵感，看着起重机把它毁掉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那个有双胞胎女儿的夫妇现住在纽约州北部。登普西夫人说。她不知道孩子们的跛脚叔叔的情况怎样。她又补充说，她旧家后面的高级公寓里住的那位艺术家和搬家前认识的邻居都已去世。
登普西和1964年住在湾脊地区的人都认为，大桥是他们旧邻居死亡的罪魁祸首。他们讲，失去家园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对前途的迷茫是许多人在1959年后死去的直接原因。一位妇女指出，她丈夫以前从未得过什么病，有一天突然心脏病发作，在一次“拯救湾脊”集会之后死去。还有一位女人认为大桥是她视力衰退的原因。她说过去她从不戴眼镜，听到大桥要毁掉她的家的消息时，她一下子什么也看不清了。
大多数拥有自己房子的老人，尤其是那些靠养老金或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都说搬迁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他们的拆迁费不够在类似街区买到一所面积相当的房子。
毫无疑问，只有极少数的人对搬迁拍手称赞，并认为那些对建桥忧心忡忡的人是杞人忧天。卡罗·L.克里斯森夫妇从湾脊地区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特纳夫莱，搬进了一个周围有四分之一英亩花园的郊区房子。她说：“这里比布鲁克林好多了。在布鲁克林时人们互不来往，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这里情况完全不一样。我来这儿后常去乡村俱乐部跳舞。我女儿现在17岁了。她曾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朋友，现在却交了许多朋友，在这里生活得特别快乐。”
那位曾担心会失去几千名顾客的殡葬师约瑟夫·塞沙五年后在湾脊地区的生意也相当不错；那对情人——那个离婚男人及那个住在他家街对面的不幸已婚妇女也已分手，各奔东西了（女的搬到了长岛，男的搬到了曼哈顿），人们把两个人的分手也归罪于大桥。“这只是一段过去了的幻想。”谈及那次恋情时，那个女人说道。现在，她对她的新家、丈夫和孩子还算满意。她的那位情人，那位46岁的保险公司经理，又遇到他办公室里的一位女人，她还没结婚，30多岁。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公园大道南段的一家灯光暗淡的鸡尾酒吧约会。
尽管楼下发生了谋杀事件，佛罗伦丝·坎贝尔，那位带着小儿子生活的离婚妇女，还是坚持住在她的旧房子里，直到1960年。她现在认为，是大桥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在她搬到一个新街区后，通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商船水手。一年后他们结了婚，现在住在海岸大道上的一套舒适的房子里。
那位五年前在建桥部门拆毁他的小店时大声叫骂、伤心地回到了意大利南部科森扎的老鞋匠，现在又回到了布鲁克林，在另一家鞋店里干上了活儿。他回到意大利后，变得焦虑不安，而且难以忍受在那些朋友中生活。
大桥兴建前，约翰·G.赫伯特夫妇有17个孩子。他们全家过去住在湾脊区第六十四街与第七大道交汇处街角的一幢嘈杂的旧楼里，现在搬到了第五十二街上的一栋有九个房间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现在住得要比过去租住的房子好多了。
他们迁入的新居比旧居多了两个房间，但面积并没有大多少，而且新居还在一个挤满房子的街区的中间。赫伯特家的孩子们怀念旧房子周围杂草丛生的院子及院中的树木。
赫伯特先生是海军造船厂的一名工人。他身材矮小，体形健壮，蓝眼睛，水手头，头发已有些发白。有时为了逃避家中的喧哗吵闹，他喝得酩酊大醉；有客人来时，他就拍着他们的肩膀，给他们倒杯酒，大声地说：“来，来，放松一下！脱了大衣，坐下，喝杯酒，放松一下！”赫伯特夫人悲伤地摇了摇头，对客人们叹惜道：“唉！你们不住在这里，真幸运！”这时，赫伯特先生又喝下了一杯酒，他又会拍着客人的肩膀，唠叨着：“来，来，放松一下，再喝一杯！”
赫伯特家有两个男孩，尤金20岁，罗伊19岁，他们对这种场面十分敏感。他们都怀念五年前未搬迁时的幸福美好的日子。他们现在认为，像他们的父亲常讲的那样，他们最终会彻底从这座城市搬走，搬到农村去。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他们预想的。由于买不起别的房子，他们只能搬到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孩子们有点儿受骗的感觉，他们仍旧怀念旧家，渴望有一天能拥有像旧家一样的房子。1964年早春的一天，他们故地重游，回到了他们过去住的那个街区，回到了离新家一英里半远的旧家所在的地方。
现在那里已被夷为平地，到处是钢筋混凝土；街面已被埋葬在通往大桥收费站的高架公路下了，公路再有三个月才能竣工，所以上面没有任何车辆。公路上很安静，安静得都有点儿吓人。尤金在空旷的高架公路中间漫步，他突然在一个地方停下，说：“大概就在这儿，罗伊，我们旧家就在这儿。”
“是的，我想你是对的，”罗伊答道，“因为那儿是我们过去常爬的那根电线杆……”
“这儿是我们家前廊的位置……”
“是的，你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开着收音机，在夏日的夜晚坐在那儿？记不记得晚上我和维拉一起在那里荡秋千？”
“老弟！我还记得那个维拉，她长得真漂亮！”
“记得周五晚上我们常常坐在台阶上，等爸爸带着半加仑的冰激凌从海军造船厂下班归来？”
“记得！他从不让我们失望，是吗？”
“是的。我还记得我们等他时所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
“记得！”罗伊回答道。然后，他们一齐唱起了熟悉的童年儿歌。
你叫喊，我叫喊。
我们都要
冰激凌。
你叫喊，我叫喊。
我们都要
冰激凌。
他们互相望着，有点尴尬，相对无言。然后，他们从旧家所在的那个地方离去，穿过空旷的公路。在他们慢慢转身时，他们又看到了那些过去的景象。那里是他们滑滑板车的人行道，他们可以看到记忆中的那些水泥裂缝；那里是没有被公路破坏的一些房子；那里是莱夫·爱里克森公园，他们小的时候常到那里玩，并曾在草坪上挖了个洞，把各种东西埋了进去——童子军匕首、铁环、玩具、新篮球——他们不想让兄弟姐妹发现的任何东西。
他们在草地上想寻找那个用钢板盖上的洞，但没有找到。然后，他们穿过大街到了这个街区剩下的几座为数不多的房子前。他们看到，一位老妇人正把一个拖把伸出窗外抖动，尤金和她打了个招呼：“你好！约翰逊夫人，我们是赫伯特家的孩子。您还记得吗？我们过去住在街对面。”
“噢！记得，”她微笑地回答，“差一点没认出你们。你们现在怎么样？”
“很好。我们现在搬到了第五十二街。”
“噢！”她柔声问道，“你妈妈怎么样？”
“很好，约翰逊夫人。”
“那么，替我向她问好。”这位妇女微笑着说道。然后，她把拖把从窗外拿了回来，关上窗户。
这两个男孩在这个几乎搬空的街区继续往前走，走过周六下午静静地躺在那里的黄色推土机和混凝土搅拌机，走过马上就要被铺上沥青路面的那条长长的土路，走过那些他们曾生活过的昔日繁华地带。
“罗伊，还记得那条狗吗？它的叫声简直把我们吓破胆。”
“记得！”
“记得这儿有家糖果店吗？”
“记得，是哈里糖果店。我们过去常常从他那儿偷糖却不被发现。”
“还记得？……”
“嘿！”罗伊说，“我不知道维拉是不是还住在这里？”
“我们去找个电话亭，查一査她家的电话号码。”他们走了三个街区才找到一家最近的路边电话亭。罗伊在电话号码簿里查号，他叫道：“嘿，在这儿——SHore 5-8486。”
他投入十美分硬币，拨号，等候，想着他该如何开始对话。但一秒钟后他意识到根本无需再想这件事了，因为电话里只有嘟嘟声和接线员冰冷清晰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这是录音应答……”
罗伊拿起退出的硬币，放入口袋中。然后，他和哥哥默默地走到街角，开始等公共汽车。但汽车一直没来。此时，他们一句话没说，又开始往他们位于第五十二街的新家走。回家的路不长，才一英里，然而1959年，在他们还是孩子时，全家用了16个小时才把所有家具搬完。那时，到位于新的街区的新家的路就像是一次漫长的海上长途旅行，充满着各种危险。
现在，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可以看到新旧家之间的路并不远；不论好坏，搬家并没有改变他们生活中的什么——仿佛他们根本没有搬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