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桥就像打仗一样，桥上使用的语言也像军营中使用的语言，修桥工都是按照类似军队的序列组织起来的。处于最底层的类似于陆军新兵的修桥工，是那些学徒工，他们被称为“废物”。他们提着螺栓桶在人行天桥上爬上爬下，观察学习技艺，传递工具，偶尔也被指派到桥下去取咖啡和水之类的东西，即使这样也很少能得到别人的几句感谢话。用不了两三年，多数的新手就会变成羽翼丰满的建桥工，能够掌握加热、传接或固定铆钉的工作，以及被提升做焊接或装接钢构件的工作。但只有最后一项工作，装接钢构件，才是他们所向往的。那些钢件装接工，高高地站在桥上，他们掉下的汗水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会落到地上。当吊车吊上新的钢件时，装接工伸出手来，抓住它，把它牵引到位，用锤子敲入螺栓，把它临时固定在已经安装到位的钢件上，等待铆接工完成剩余的工作。
装接钢梁很像空中杂技表演，只不过在这里，每次表演工人们都需要搭建一个新的空中舞台，那正是这项工作的危险之处。这项工作的危险之处还在于，年轻的装接工有时会故意炫耀，并喜欢在老装接工面前露一手，他们有时在缆索上故意大幅度地摆动，或站在未装接好的钢梁上，或大风天在狭长的钢梁上快步行走而不按要求跨坐在上面移动。当然有时他们也会因为胆大而丧命。
一旦钢梁装接到位，铆焊组就进入，进行永久性铆焊。铆焊组的工人们四人一组，他们动作敏捷，干起活来令人赏心悦目，扔递铆钉的动作像投球那样优美。他们一天要铆入1000多个铆钉，每个人都和同伴配合默契，有些人已经搭帮干活好多年了。一组铆接工有一名铆钉加热工，他的工作就是整天在桥上蹲在一个火炉边，把铆钉加热到变红——但不能太红使它们弯曲或破裂；铆钉加热工必须像一个好厨师，想象自己是在烤香肠，而不是焊铆钉，因为铆焊组的另外三个人是非常挑剔的。
趁铆钉加热得不太红时，加热工用铁锨非常准确地把它抛给50、60或70英尺之外的接钉工。接钉工用金属手套在空中把它接住，然后传递给被称为“装钉工”的第三个工人。装钉工就站在接钉工的旁边，他用一个以小种马的生殖器命名的圆筒形长工具，把铆钉送到指定的铆钉孔，抓住铆钉，等候第四个人（铆接工）从另一侧过来，用铆枪打击铆钉的前端，直到铆钉的软尖被砸平，铆钉全部被送入铆钉孔。铆钉冷却后，就和大桥桥体永远结成一体了。
每一组工人，不论是铆焊组、装接组或升吊组，都由一个被称为“监工”的工头直接领导。有一天夜里，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酒吧，一名叫麦克·塔贝尔的印第安监工被两名偷听到他的职业的便衣警察逮捕了。塔贝尔在法院待了三天，损失了175美元的工资，最后才让法院相信了他不是一个毒品贩子，只是一个大桥监工。[1]
就像军队里常常代理上士责任的下士一样，这位监工总是努力让他的手下干活干得更好更快，因为他知道这座大桥的其他监工也都在这样做。他们都知道桥梁建设公司的官员们每天都记录每个班组的工作量，官员们知道哪个班组升吊的钢梁数量最多，哪个班组铆焊的铆钉最棒，哪个班组绕缠的钢缆最好。而且，如果监工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期望有朝一日被提升到桥上更好的岗位的话，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让他手下的工人卖力干活。
但是，如果他督促得太严厉，导致事故或死亡事件发生，那么桥梁建设公司就会找他的麻烦。尽管桥梁建设公司鼓励班组之间竞争，因为它想让大桥尽早完工，想看到桥上车水马龙和收费站哗哗流入的钱，但它不愿让任何事故或死亡事件干扰施工进度，或被报道后降低公司在保险公司的安全记录。这样，监工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不走运，班组里有人死亡，那么他就要负责，自己被降为普通工人，另一位工人会被提升为监工；但如果他很幸运的话，他的班组会干得又快又好，那么有朝一日他就会成为桥上的助理监工——一位“巡视”工头。
一般在四五百工人干活的大桥上有四位巡视工头，他们每人负责悬跨上的一段：一位巡视工头负责悬缆拉桩与桥塔之间的那段，另一位负责从桥塔到桥跨中心的那段，第三位负责从桥跨中心到另一个桥塔的那段，第四位负责从桥塔到另一个悬缆拉桩的那段。他们整天干的就是爬上爬下，像斗鸡一样昂首挺胸，用怀疑的眼光四下打量，查看监工是否在监督工人干活，新手是否在卖力干活，年轻的接装工是否在钢缆上玩杂技。
巡视工头最关心的事情是给老板留下良好印象，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大桥监工，他相当于军队里的上士。大桥监工一般是个最厉害、嗓门最大、最能骂人也是最好的建桥工，他总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通常，他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大桥悬缆拉桩边的岸边搭建的工棚里，与工程师、设计师及桥梁建设公司的其他白领官员碰头会面，商讨事情，由巡视工头在桥上代表他们处理事情，并向他们汇报。每天大桥监工都要到桥上看两三次。当他上桥巡视时，整个气氛似乎都凝固了，所有工人都在埋头干活，那些新手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被挑选监督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桥跨施工与钢缆安装的大桥监工是约翰·墨菲，59岁，身高六英尺，脾气暴躁，人们背后称他为“硬鼻子”或“导火索”。
墨菲肩宽胸挺，有着坚硬瘦长的鼻子和下巴，眼睛淡蓝色，头发稀少。但他最明显的特征是红脸盘。他的脸特别红，如果他脸红（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的话，也没有人能注意得到。这张硬朗的红脸盘，是他在美国各地建造100多座大桥与摩天大楼时在高空中风吹日晒40年的结果，给人一种时刻会大发雷霆的外表。实际情况通常也是如此。
像许多大桥建设者一样，他也出生在一个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的小镇里。就他而言，他出生在雷克斯顿——加拿大新不伦瑞克一个仅300人的小村子里。1919年，一场流感袭击了整个雷克斯顿。当时墨菲才16岁，病魔夺去了他父亲、叔叔及两个表弟的生命，留下他养活五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于是，他去缅因州干起了水上运输木材的工作，等到这种工作不怎么兴旺时，他又流落到宾夕法尼亚，学会了修建大桥。由于他年轻胆大，不久就成了出名的钢梁装配工。1930年至1931年间，他在乔治·华盛顿大桥上干活，被公认为桥上最好的装配工之一。从那以后，他转战南北，一个工地接一个工地地干，一直干到阿拉斯加的塔纳诺河大桥，然后回到东部，在其他桥梁和建筑工地上干活。
1959年，他当上了负责曼哈顿中城59层的摩天大楼泛美大厦的监工，之后又被美国桥梁公司任命负责韦拉扎诺大桥工程。美国桥梁公司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美国钢铁公司赢得了这座大桥主跨与钢缆的合同。
当“硬鼻子”墨菲于1962年初春到大桥施工现场时，大桥的基础已经建成，两座693英尺高的塔楼正在施工。当然，基础是大桥建设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施工时间长，内容单调，现场往往混乱不堪。
两个桥塔的基础都是由J.里奇·斯蒂尔斯公司与弗雷德里克·斯纳尔公司施工的，尽管这不是一件喜欢高空作业的冒险者们所钟爱的那种优美工作，但它仍然是难度最大、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沉入峡湾水中工作的两个气压沉箱是当时能建造出的最大的，它们长229英尺，宽129英尺，每个仓上有66个圆形挖泥孔，每个孔的直径为17英尺，而且从远处看去，混凝土制成的气压沉箱就像一块巨型的瑞士奶酪。
建造支持大桥基础底座的气压沉箱（底座又承载着史泰登岛一侧的桥塔的基础）需要4.7万立方码的混凝土。在它被沉稳放置到水下105英尺处坚固的沙石上之前，8.15万立方码的泥土和沙石需要由起重机挖斗从气压沉箱上的挖泥孔中挖起并提升到岸上，布鲁克林一侧桥塔的气压沉箱需要沉入海平面下170英尺，由8.3万立方码的混凝土制成，需经它挖出14.36万立方码的泥土和沙石。
大桥两端的基础把大桥牢牢地固定在史泰登岛和布鲁克林之间，它们都是十层楼高的混凝土块，每个都呈长方形，基础的内部都是跨越大桥的横拉钢缆股线的端头。由阿瑟·A.约翰逊公司和彼得·基威特家族公司承建的钢缆锚碇要承受大桥四根钢缆总共2.4亿磅的拉力。
单单四个基础的施工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种夜以继日施工的苦差事，那些旁观者根本无兴趣观看。实际上，在基础施工期间的1961年3月29日，两百多名史泰登岛居民还举行了示威活动。他们在递交里士满县地区检查官的抗议书中声称，晚6点至早6点的基础施工干扰了一英里范围内1000人的睡眠。在布鲁克林一端进行引桥工程建设时，湾脊地区到处是吊车与推土机，那里的人们仍然憎恨摩西。有些人指责他营私舞弊，在未招标的情况下把一个价值2000万美元的合同承包给他女婿所在的一家建筑公司，但所有与这项业务有关的人立刻否认其中有任何违规行为。
当“硬鼻子”墨菲到来时，情况已有所好转，大桥终于露出了水面，人们终于看到了在整夜机械噪声中某种可见的结果。到了下午，一些无事可做的布鲁克林老人就站在岸边，观看红色的桥塔一天天地爬高。
桥塔的构件都是在构件厂里完成的，再由船运到大桥施工现场。哈里斯建筑钢材公司制造布鲁克林一侧的桥塔，而贝瑟汉姆钢材公司制造史泰登岛一侧的桥塔——都是严格按照阿曼的设计规格制造的。桥塔构件运到大桥施工现场后，被泊靠在桥塔附近的浮吊吊起，在每只塔脚的最下三层被吊装到位后，桥塔现在已有120英尺高了，这时浮吊将被“爬吊”取代——这是些每个都有100多吨的升吊能力的吊车，它们都停靠在固定在塔脚四周的轨道上。桥塔升高时，“爬吊”也跟着升高，直到最后桥塔到达693英尺的顶点。
尽管桥塔施工存在一定的危险，但它与建造一座高层建筑或巨型灯塔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在桥塔三四层建成后，再往上就完全一样了。桥梁建造中真正的艺术和戏剧性是从桥塔建成后开始的，到了那时，工人们必须从桥塔向外延伸，开始撑开钢缆，把横跨大海的弧跨连接起来。
这就是墨菲的事了。1962年5月的一个早晨，他坐在哈里斯公司的一条船上，从水上悠闲地看着已盖到十层的史泰登岛桥塔，并对同船的一位工程师讲：“每次看到大桥建设到这个阶段，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问题——为完成它，我们将经历所有错误、咒骂、血汗还有死亡。”
这位工程师点了点头。放眼望去，远处吊车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它们正紧张地在空中吊运巨大的钢制构件。
[1] “监工”的原文为pusher，在口语中也有毒品、赃物等的非法推销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