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东城第七十几街住着一位专业遛狗师，列克星敦大道141号住着一位猫咪心理专家，第四十六街还住着一位与两只装有假腿的鸽子同居一室的老太太。萨顿公寓的男房客从他18层高的公寓窗户钓鳗鱼；第五大道88号的一位女士受雇于英国心理研究学会，专门对鬼怪和神秘事件进行调查。各种俱乐都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怪人俱乐部、傻瓜俱乐部，甚至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还有每年一度由妓女举办的皮条客聚会。
纽约城里发生的事也许不会发生在别处。
每天都有人到第五十八街的心理发泄室对靠墙站立的两个戴面具的假人尖叫和咒骂，假人可能代表他们的老板、收租人、父母、配偶，或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的各种暴君。
在卡地亚首饰店，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正在精心挑选首饰。男士相中了一个钻石项链，立刻买下，把它戴在这位女士的颈上。女士欣喜若狂，晃动着手里的钥匙链。男士一把将钥匙链抢过去，然后他们一起离开这家首饰店，消失在第五大道上。
在西城第四十八街608号，你可以用每天250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头狮子；在第四十七街410号，你可以用每天35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具真正的骷髅；位于列克星敦大道155号的羽毛店向印第安人出售各种珠子，再由他们兜售给游客；还有一所名为新潮礼仪学校的教师夏洛特·塞维尔经常给人们讲授一些行走、站立、坐姿及卧姿方面的课程。
住在默里山的一位女士让人从佛罗里达运来条破船，把它放在屋顶上，当邻居问起她为什么把一艘旧船放在屋顶上时，她只是回答：“我喜欢看到它。”夏天曾有位男士在他的一居室公寓里晒船帆，晚上自己却不得不到旅馆过夜。每个阳光明媚的温暖上午，那位来自瑞典的可爱金发家庭女教师爱娃·伯格斯托姆都会走出她居住的河边公寓，步行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道，沿人行道躺下，享受日光浴。她用这种方式结识了许多纽约人。
在纽约，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以酒吧为例，有只供男人找女人的酒吧，有只供女人找男人的酒吧，也有只供男人找长相像女人的男人的酒吧，或只供女人找长相像男人的女人的酒吧。据估计，纽约城里有5000个妓女，25万名同性恋。每年感恩节夜晚，在第一百五十五街都有1000个身穿昂贵女裙、脚踏高跟鞋的男士参加菲尔·布莱克举办的舞会；布莱克先生的衣橱里收藏有几十件时髦女裙。晚会最精彩的时刻是颁奖仪式，届时布莱克先生将为一位举止最像女士的男人颁发“舞会女皇”奖。
纽约城里到处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委员会，有解放爱沙尼亚委员会、和平利用核能委员会、赴美法国人妻子委员会，还有保护我们的儿童的牙齿、保护美国艺术、援助海德堡大学学生、为莫顿·索贝尔[1]争取公正等各种名目的委员会，以及像美国对外汇款合作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纽约是伏都教权威玛娅·戴琳所钟爱的城市，她和丈夫泰吉·艾托及他们养的19只猫住在莫顿大街61号；她丈夫会39种乐器，并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演奏。纽约也是比利·克莱诺斯克的希望之城。作为一位作曲家，他的大作《西伯利亚的四月》被胜利广播电台评为“本月的重磅炸弹”。
在纽约，有些人专门受雇来取悦别人，或让人憎恨。拉里·汉弥尔顿一年能挣大约3.5万美元，是一名恶棍搏斗者，他被人们公认为是布鲁克斯公园一角“最野蛮的动物”。对拉里来讲，经常让别人憎恨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每周有四个晚上他都是这样度过的：用手指猛戳英雄搏斗者的眼睛，使劲扭他们的耳朵，用力撕他们的头发。像所有恶棍一样，拉里很快就会被英雄打败。但他被打败时从未表现得体面一点，他会紧咬嘴唇，向裁判大声抗议，朝麦迪逊广场公园的观众瞪眼睛，对他们挥舞拳头，威胁他们。观众则向他投掷烂水果、威士忌酒瓶子，偶尔也会用椅子砸他。比赛结束后，有些天真的观众还会在竞技场外等着再揍他一顿。但他总能夺路而逃，奔向一辆出租车，尽快逃回离百老汇不远的爱德华国王旅馆，为第二天晚上的打斗养精蓄锐。
纽约是一座滑稽、诱人、极不寻常的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女士定期到这里来为她的夏季“裸体剧院”招徕顾客；一位人才招聘顾问根据应聘者脑袋的形状决定对其聘用与否；一位名为“悲伤”的小丑以乞讨为生，无家可归，常常在地铁里化妆；前广告人斯图亚特·巴特靠清洗领带发了财，他现在又自称是“领带富翁”了。
曼哈顿中心地区有一家专为找不到工作的捉刀作家开办的学校；西城有一家专为跳肚皮舞舞女开的培训学校；东城22号码头还停泊着一艘名为约翰·W.布朗号的旧船，现在它已被改造成了一家水上学校，300多名学生在这里接受航海技能及高中科目方面的培训。
在布鲁克林，“大会堂”酒吧的顾客净是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印第安钢筋工人。纽约还有些街区专门经营首饰，有个街区主要经营花卉，还有个街区主要经营结婚礼服。
纽约城里有一家硬面包圈师工会、一家意大利演员工会以及一家俄罗斯搓澡工工会。但作为唯一一家真正的“血汗工厂”[2]的工会，俄罗斯搓澡工工会似乎正在走向灭亡。大部分工会会员已年近70岁。由于终日在高温蒸汽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大多丧失了听觉。
在纽约，有些女人喜欢衣衫不整地出现在窗前，有时穿件蓝色衬衣，有时穿件白色衬衣，有时根本什么也不穿，结果引来了无数的窥视者。在炎热的夏天，住在西城第四大街的一个女人喜欢裸体站在开着门的冰箱前纳凉，结果经常被人偷看，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位邻居拍下的自己的裸照。
纽约有许多水上出租艇，可以把人们送到自己错过了的班轮上。第九大道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后屋有一个海事讯号接收站，能准确告知每条船的进港时间。轮船进港时，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工人早已守候在码头上，等着收取船员要洗的衣物。
再有，每当纽约城里的一位拳击手被击中嘴巴、牙齿或下巴，伏特·H.雅各布斯医生就会担心不已。他不是在为拳击手担心，而是在为牙托担心。雅各布斯是一位专为拳击手配制牙托的牙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别人打坏他制作的牙托更让他生气的了。
纽约城里还有15个侏儒摔跤师。他们可以同时挤进荷兰旅馆的电梯，可以六个人同睡一张床，还可以八个人同乘一辆房车而不感到拥挤。在纽约，一位职业哭丧者穆西·帕波尼西经常受雇到葬礼上哭丧；内森·哥拉布收藏有48或49颗星的美国国旗，他认为这些国旗在将来的某天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收藏品。每年春天，扬基体育场都会有一小群喜欢捡出界球的特别球迷。他们常观看一些观众很少的比赛，这样在看台上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找回打到看台上的出界球。他们被人们称为“出界球猎鹰”，其中有些人竟知道如何对付联盟杯比赛中的每位击球手！
纽约偶尔也会变成一个大杂烩，到处是令人讨厌的景象与意想不到的噪声。使人不快的事情也许是：在殖民地旅馆前居然会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与一辆有医生专用“MD”牌照的小车并排停放。而令人快乐的事情，则来自于第六十一街的中部。一位黑人疯狂地敲击钢琴琴键，引得褐石公寓里的居民都伸出头来观看。令人遗憾的是，他必须停止弹奏，把钢琴搬到滑轨上，推到达德货车公司的那辆巨大卡车上——因为他首先是个搬运工，其次才是位音乐家。
还有一位模特身穿西蒙妮塔牌礼服，戴着价值1万美元的首饰，站在沃尔多夫酒店大堂里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前摆弄姿势。纽约也是这位具有迷人魅力的模特所钟情的城市。下午4点30分工作结束后，她迅速换上衣服，开着那辆宝马车，匆匆赶回皇后区的一套三居室公寓，为全家人准备晚餐。
对于在联合国擦洗玻璃的清洁工来说，纽约是一座肮脏的城市；对于那些每天面对几百个烟灰缸和毛巾被人顺手牵羊却无可奈何的旅馆经理来讲，纽约是一座令人沮丧的城市。
1960年9月20日，星期二，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及其他国家首脑访问联合国。似乎纽约城里的每个人看别人都不顺眼。乌克兰人游行抗议赫鲁晓夫的到来；赫鲁晓夫则抱怨美国警察粗暴无礼。由于不得不在犹太休息日工作，许多警察都非常愤怒；纽约市犹太长老认为这都是警察局长史蒂芬·肯尼迪造成的，而肯尼迪则认为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联合国大厦外，希腊人在声讨阿尔巴尼亚人；虚无主义者在攻击反战主义者；英属圭亚那的学生在谴责英国；一群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在游行，高呼“打倒共产党人！”沃尔多夫酒店门外，天主教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们在向英国银行协会年会示威；东城第五十五街，一位名叫汤姆·豪克的卡车司机正在声讨全国饼干公司，要求加薪。全城各地都在鸣响着警笛声，便衣警察像幽灵一样站在屋顶。出租车司机一肚子牢骚，对谁都没好气儿。
在第四十四街上，家住东城第七十七街25号的塞尔维亚·克劳斯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醒来吧，美国人！细菌战已开始了。”“我知道有人在我的食物里放了东西。”她对街上的人群大声讲道：“从1956年起，他们一直想杀掉我，但我知道如何同他们斗争。”之后，没做任何解释，她便消失在人群中。
纽约城里有3.8万名出租车司机和1万名公共汽车司机，但只有一位是拥有私人司机的司机。这位富有的轿车司机就是罗斯福·桑达斯。他年收入10万美元，是一位品味高雅的绅士。尽管自己拥有一辆价值2.3万美元的劳斯莱斯房车，却从不小瞧那些开宾利的朋友。不论是谁，只要肯出每天150美元的价钱，桑达斯先生都会用自己宽敞的银色劳斯莱斯房车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外交官是他的常客，模特常跟他合影留念。每天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让他去艾德威尔德码头或广场宾馆外等候。
曼哈顿东区每个地方的门童都认识这位先生，出租车司机见了他都按喇叭向他致意。他的劳斯莱斯所到之处往往引来众多的围观者，以致交通阻塞。而无论把车开到哪儿，他都被一群拥有像他一样梦想的人所包围。
罗斯福·桑达斯45年前出生在俄亥俄州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就梦想着有一辆自己的房车。他在杂货店、衣物寄存处、旅馆都打过工，一直在攒钱。十年前，他攒够了钱，买了一辆凯迪拉克车，决定去当一名轿车司机——一名为追求奢华享受的人们提供特别服务的豪华车司机。他的第一位顾客是已故的格特鲁德·劳伦斯[3]。她非常喜欢他，常常向她的朋友们吹嘘他的高傲与魅力，其他知名人士也开始雇他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最终，他拥有了五辆凯迪拉克，开始了豪华轿车出租业务，生意特别兴隆。
但他童年的梦想还未实现：他想要一辆定做的劳斯莱斯。三年前，他订购了一辆，两年前车到交货。车上装有真皮坐椅、两套独立的高保真音响以及一个小摔跤手大小的千斤顶。有时夜晚累得不愿再开车时，他的司机鲍伯·克拉克就会替他开车，而桑达斯先生就可以在宽敞的后座里休息了。
纽约福利广场[4]每天都挤满一群特别的观众。他们无孔不入，总能找到座位，而且都是些揣摩法官思想的能手。这些人被称为“法庭旁听迷”。人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法庭里晃来晃去，挖空心思地打听陪审团的情况；他们对律师们品头论足，乱引法学家卡多佐[5]的话，还时常给案子妄下裁决。
“法庭旁听迷一般都是些无事可做的退休人员，”一位名叫威廉·贺金斯的77岁老法庭迷说，“因此，我们有时间来听法庭判案。这很有趣，而且有教育意义，它能使我们免招麻烦。只有傻瓜才去看电影。我们每天去法庭，观看人们真实的表演。”
福利广场有大约100名法庭旁听常客，他们相互认识，还一起吃饭，是各种法庭庭审行家，但这些法庭旁听迷却极少去同一家法院。
联邦法庭迷只喜欢听联邦诉讼案件，他们不会与那些普通诉讼案件旁听迷有任何干系；后者一般喜欢听谋杀、强奸和抢劫案件。
其他庭审常客是那些最高法院旁听迷；他们甚至把自己进一步分为喜欢旁听离婚案的、喜欢听交通事故案的和喜欢听过失罪案件的几类。“过去曾有许多喜欢旁听劫机案的，”一位上岁数的法庭旁听迷讲道，“劫机案过去很受旁听迷的青睐，但后来联邦调查局决定不再公开审理劫机案件，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除了对某类案件情有独钟的旁听迷外，还有喜欢观看某一律师或某位法官办案的其他类型的旁听迷。他们号称是因为悉德尼·苏格曼法官的雄辩、欧文·R.考夫曼的浑厚声音、托马斯·F.墨菲的叹惜声而去旁听他们出庭的；甚至还有一个米歇尔·J.施魏策尔法官断案旁听迷俱乐部，由刘易斯·斯瓦兹当头。多年来，每逢该法官开庭，法庭都会专门给他留一个位子。
作为一个享有某种特权的阶层，法庭旁听迷——他们偶尔也被称作“走廊律师”——会毫不犹豫地对各级法院施加影响。据说，他们曾让爱德·维恩菲尔德法官无可奈何，有时他也不得不关上门窗，将他们拒之门外，尽管维恩菲尔德法官一向以对旁听者很有礼貌著称。因此，维恩菲尔德法官也遭到了那些希望能进去暖和一下的法庭旁听迷的批评。
至于一些法庭旁听迷晚上会干些什么，答案很简单：去夜间法庭。
白纳德·A.杨的办公室很狭小，位于第五十一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可以说，杨先生对这14家公司都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因为他是这些公司的总裁、董事会成员和唯一的成员。杨先生承认，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会引起陌生人的好奇，并惹恼邮递员。“邮递员会把所有地址不详的邮件都扔到我的办公室，”杨先生说，“这样做一般是正确的。”
杨先生刚刚赢得控制权的一个公司，是鸟类研究基金有限公司。经过艰苦斗争，杨先生终于从另外两个人手里夺回了全部所有权。这本是一家由杨先生与两位女士共同创立的公司，那两位女士都是鸟类爱好者，正好在该公司致力于笼养鸟的保护。
“我们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公司，主要致力于传播有关家养宠物鸟的照顾、喂养、保护方面的信息，街上的鸟我们不管，它们由奥杜邦学会[6]负责，还有……”杨先生讲道。杨先生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50岁，拥有很长的管理非营利性机构的历史。
杨先生的许多公司寿命都很短暂。每放弃一项事业而开始另一项事业时，他就变更一下公司的名称。每次变更只需花十美元，请人更换一下公司铭牌。现在办公室门上的公司铭牌中有一打不是唱片公司，就是音乐公司，还有一家贺卡机构，剩下的一家就是鸟类保护基金了。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我，”杨先生说，“我从哈佛拿了个法学学位，但从未执业过。我是个学士，曾是ΦBK协会的会员，并以拉丁文学位极优荣誉毕业[7]。我制作出版过音乐，但一直喜欢鸟类。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是一只自由的小鸟。我最大的不忿是，每次播放歌曲时词曲创作者得不到任何报酬；词曲创作者就像小鸟一样，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点施舍和面包屑。”
曼哈顿电话号码簿上列有78万个名字，其中姓史密斯的3277人，姓布朗的2811人，姓威廉的2446人，姓高更的2073人，但叫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只有一人。任何对最后一个数字有怀疑的人都可以查一下电话号码簿第894页的上端，那里用大号黑体字写着这样一则广告：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记住麦克——斯坦林3-1990号。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要想清楚地了解一下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必须去布鲁克林走一趟。在那里的拉法耶特大道426号，他开了一家大型运输公司，专门从事重型机械、保险柜、巨型雕像和小山的搬运。他雇用了43名吊车工和维修工，拥有32台卡车，并且在他那座两层的办公楼前贴了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能在任何时间把任何东西送到任何地方。”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今年55岁，留着水手头，圆脸，长胳膊，指甲脏乎乎的，但看上去是一个很健壮的人。
“在拆卸、搬运和装配物品方面，我能比纽约城里的任何人都快，不论东西多大，多小，或多复杂。”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谦逊地说道。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讲述自己如何把重达几吨的托马斯·杰斐逊雕像从阿斯托里亚搬到华盛顿特区，如何把八吨重的乔治·华盛顿雕像从普罗维登斯搬到佛蒙特山，如何把一台原子对撞机搬到西奈医院，如何把12吨重的大钟搬到格里斯教堂，如何把53英尺高的圣诞树搬到华尔街，以及在有些怀疑论者认为无法办到的情况下，如何把四台通用自动计算机通过三层楼高的窗户搬进雷明顿·兰德公司大楼内。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9岁时在布鲁克林跟叔叔夏尔·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学做机械搬运生意。他叔叔人很聪明，但不太识字，喜欢在签名时画个“×”，朋友们都叫他查理。当时，在哥哥戴维和小侄儿麦克的帮助下，查理叔叔用马车在城里运送保险柜。他们公司的正式名称是S.克拉西洛夫斯基及其兄弟公司，他们三个人同舟共济干了约20年。但当戴维决定让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门罗和哈里加盟时，麦克坚决反对，于1939年退出了该公司，自己开了一家搬运公司。于是，这个故事就开始变得复杂了。
这两家克拉西洛夫斯基开始互相抢夺顾客，打起了针对对方的广告战。被弄得稀里糊涂的顾客极少知道他们是在和哪家克拉西洛夫斯基打交道、讲话、吵架或付款。因此，为了在电话号码簿上澄清这件事，麦克做了如下广吿：
记住麦克，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拼成KrasiloUsky。这样，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电话号码簿中，他的名字就会跳到KrasiloVsky兄弟公司之前。
后来，戴维的三儿子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于1957年也投身到了机械搬运行业。米尔顿是一个聪明小伙子，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他决定把自己在电话号码簿上的名字从Milton改为Mick，并且去掉姓氏中的字母“v”。这样，他的公司就变成了Mick KrasilOsky——他不仅在电话号码簿上刚好移到了KrasiloUsky前面，还抢走了麦克的许多顾客。
这一做法激怒了麦克。所以他收购了阿特兰斯-约克（Atlas-York）保险柜公司，一下子跳到了电话号码簿的前头。
后来，米尔顿的一个表兄收购了“顶峰保险柜公司”（Acme Safe Co.）。
这样，麦克又建立起“巧手搬运公司”（Ace Trucking Co.）。
再后来，米尔顿的另一个表弟马文想出了“AAA Acme Krasilovsky Safe Co.”这个公司名称。
谁也不知道麦克如何才能成为电话号码簿中的第一个名字，但他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跳过第一大道237号的一家名叫“A”的咨询服务中心。
无论如何，仅在第894页上，麦克就设法让他的电话号码在Krasilovsky Mick，KrasiloUsky Mick和Krasilovsk兄弟公司等名称下出现了18次，还不算在巧手搬运公司或阿特兰斯-约克保险柜公司下出现的几次。
米尔顿的电话号码在不同页码上出现了13次，KrasiloUsky Milton公司、Krasilovsky Mick公司和Krasilovsky D&S公司（D代表他的父亲戴维，S代表被人称为査理的已故叔叔塞缪尔）。他把自己姓氏的最后四个字每从-vsky改为-osky，但从未使用过-usky。
在布鲁克林格林大街的办公室里，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承认：“所有这些愚蠢做法都没给我们的业务带来任何好处，顾客现在正把他们的业务交给那些没有这么多混乱的地方去做。”
同时，就在克拉西洛夫斯基家族的一半成员在为自己如何能在搬运业中打败对手而挖空心思时，家族的另一半成员正在彻底地从这项产业中撤出。
麦克的一个儿子当了律师，另一个儿子去维也纳学习做公理会牧师，麦克的女儿菲利兹·克拉西洛夫斯基成了纽约市一位很成功的儿童作家。麦克的妻子是格林威治村新型社会研究学校的讲师，她更名为哈里叶特·克劳斯。非常巧的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哥哥门罗的妻子也把名字改成了哈里叶特·克劳斯。
在很大程度上，戴维的儿子门罗应为克拉西洛夫斯基王朝的最初分裂承担责任。他现在已把自己的才智转向了汽车维修业务。他的哥哥哈里失业在家，父亲戴维也已退休。
但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沮丧，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心情不快——只要纽约城里没有第二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亨利·W.杜布拉斯肩挂斗篷，头戴假发，在纽约城里以扮演乔治·华盛顿为生。过去的19年里，在纽约的各种慈善活动场合以及学校、教堂和俱乐部，杜布拉斯上千次地扮演过华盛顿，成千上万的人只知道他是“华盛顿先生”。在他位于华盛顿大厦的家里，他也经常以此身份收到邮件。
有个机构一年雇用杜布拉斯扮演华盛顿40次。有时他会出席基督教文艺奖颁奖大会，有时会去第115或第83公立学校，有时会去共济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厦。在百老汇公理会教堂、罗克兰得州立医院及城里各个医院的儿童病房里，他曾上百次地背诵华盛顿祈祷词。在所有这些场合，杜布拉斯先生都庄严肃穆，俨然历史名人。
杜布拉斯先生已是七旬老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经历。早年在电台做播音员时，他是一位大家公认的不太成功的动物声音模仿者。他回忆说，那时他经常失业，最后在市中心的圣保罗小教堂当了一名看门人，那是乔治·华盛顿曾去做礼拜的地方。据杜布拉斯讲，突然间，他童年时对华盛顿的敬仰在心中复活了。他开始给朋友们背诵华盛顿的祈祷词（他在上学时就记住了这些话）。当有人请杜布拉斯在约翰大街教堂举行的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庆典上表演时，他兴奋不已。
“我的生活一下子有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杜布拉斯先生说，“我背诵这首祷告词时，会感觉到老乔治灵魂的存在。做完祷告后，祷告者都会塞给我一美元，因为那上面印有乔治的头像。”
杜布拉斯先生从他的一个演员朋友那儿买来一套殖民时期的制服；有时因为业务繁忙，他常常为赶场而不得不提前取回送到洗衣店的制服。由于扮演华盛顿成了他一年中不间断的工作——从国旗日到宪法日，再到许多其他节假日，总有人邀请他扮演华盛顿——杜布拉斯先生很少有时间休息。
但是，他总能找到时间去医院看望那些病人。在那里，他绞尽脑汁模仿狗叫声、汽车声、轮船声和飞机声，来逗病人们开心。与过去的广播听众相比，百乐威医院的孩子们更欣赏他的表演，还送给他一个“阳光医生”的称号。他们不知道成千上万的纽约人还把他看作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
乔·巴布卡罗是联合国首席理发师。他恪守的一条原则是：不争吵，不唠叨，不让人等待，因此他一直能高高兴兴地与东西方和平相处。世界上的一些知名外交家刚走进理发店时还情绪激昂，但目睹了他的精湛技艺和神速，并在他的剪子和剃刀的抚慰下，仅仅片刻时间便会心情舒畅，芥蒂无存了。他们甚至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预约理发；而且，一旦他们坐在理发椅上，就几乎不会指挥他该怎样理。正如巴布卡罗先生无须告诉他们怎么去管理联合国，他也不期望那些人告诉他怎样理发。
在联合国做理发师12年，他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理发应因人而异：俄罗斯人的头发应该剪到耳朵之上，法国人的头发要头顶长、颈部短，英国人的头发应剪成颈部长并保留全部鬓角，而中国人的头发则应理成头顶四周和颈部都短齐。
“有些人会告诉你他们希望理什么样的头，”巴布卡罗说，“但十有八九，他们的指示是错误的。我先答应他们，但在剪头时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由于剪掉的头发总是比客人要求的少，我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说下面这些领袖都是他的忠实顾客：特吕格韦·赖伊（“剪一下就行”）、达格·哈马舍尔德（“头发稀，少剪点儿”）、安德鲁·W.科迪尔（“两旁、脑后剪短”）、拉尔夫·J.本奇博士（“都稍剪点儿”）、亨利·卡伯特·洛奇（“耳边稍剪点儿，但别太短”）。[8]
坐在巴布卡罗理发椅上的人都很少谈论政治问题。由于他保持不参与政治的态度，所以有闲空时就特意与英国人聊板球，与美国人聊天气，与意大利人聊女人。
乔·巴布卡罗以前一直在皇后区干活。联合国大厦在成功湖落成时，他申请到那里工作，并被聘为试用理发师。从未有人正式把他头上的“试用”二字去掉，这些年里，他一直待在秘书处大厦的那间小店里，尽可能不引人注意。
他有两个帮手，其中一个就是弟弟格斯。弟弟的头哥哥理，哥哥的头弟弟理，但两个人都喜欢自己剃须。
在称赞乔·巴布卡罗的完美技艺方面，没有人比得上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穆罕穆德·扎夫拉汗。他经常先从华盛顿打电话预约，然后飞到纽约理发。几年前，在克什米尔争端期间，记者们发现这位巴基斯坦发言人溜出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以为马上就会有热点消息，便迅速把电话打到巴基斯坦代表团询问，结果才知道，穆罕穆德是去理发店修理胡须，因为只有巴布卡罗才能将他的胡须修得令他满意。
爱德华·卡莫尔是纽约城里个子最高的人。他8.2英尺高，体重475磅，食量如牛，住在布朗克斯区。他的手指关节就像高尔夫球一样大；当他和你握手时，你的手腕就会被他热乎乎的肉手全部包住；他买一双鞋得花150美元，买一套专门定做的衣服得花275美元；而且，他只有把身体弯曲成直角，才能睡到一张七英尺的普通床上。看电影时，他或者坐在影院后面，或者坐在能伸开腿的第一排。25年前，他出生在特拉维夫，出生时体重15磅。11岁时身高六英尺，14岁时七英尺，18岁时八英尺。“我从不记得比我父亲矮过。”他讲道。
这位纽约城里最高的人的父亲是一位保险推销员，身高5.6英尺，他母亲五英尺，但他的曾祖父伊曼纽尔的身高高达7.6英尺，被誉为世界上个子最高的犹太拉比。
爱德华·卡莫尔每年的全部收入很可能不到1万美元，他的生活来源迄今为止主要来自六个方面：在怪物电影中出演，扮演戏剧小丑，做摔跤手，声音沉闷地念电台广告词，在荣格林兄弟马戏团扮演“世界上最高的牛仔”，还推销共同基金。他推销共同基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离那些侏儒摔跤手下榻的旅馆不远——他见过他们，但从未去过那里。在他最新的一部电影《不死头》中，爱德华扮演魔鬼弗兰肯斯坦的儿子，可这部片子未能获奥斯卡奖。在影片中，他吞食了一名医生的手臂，把一个半裸的女孩从椅子上扔了出去，烧死了一匹马；而且据他讲，要不是因为这是部低成本的片子，他还会有更多的把人大卸八块的表演。
他说：“一年前，一位摔跤经纪人发现了我，他们立刻对我进行包装，给我取名为埃利泽·哈尔·卡莫尔——来自以色列的世界摔跤冠军。当‘冠军’前我从未摔过跤。他们让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一些摔跤表演中装成一个真正的疯子，把比赛主持人的脖子掐住，看着其他摔跤手在我面前四散而逃。我出过几次场，但从未和人比赛过。就这样，直到退休前，我还一直保持不败纪录。”
3岁半时，爱德华随父母来到美国。他讲道：“我的童年非常艰辛。”他一直是人们捉弄的对象，上学时沉默寡言，放学后独来独往。
他讲道：“我从未动过别人一指头，除非别人攻击我。我知道，如果我丧失理智打了别人，我不会得到法官的一点同情。就这样，我一生都在忍受别人的戏弄，或是来自醉汉酒鬼，或是来自地铁青年暴力团伙。他们都是些胆小如鼠的杂种，只有在成群结伙时才敢污辱我。”
1954年从塔夫特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城市学院。在那里，他参加过戏剧社的表演，为校报撰写过体育新闻，竞选过班里的副班长，而且还赢得了选举。他讲道：“在纽约城市学院上了两年后，我以为能到外面的世界找份播音员或演员的工作，所以就退学了。但不论我到什么地方，人们都问，‘你以前干过什么？’我曾想在百老汇的《巨人故事》这部戏中饰演主角，这是部关于一位篮球运动员的戏。但我太高了。”
他能在电视剧中找到的唯一角色是那些怪物。迄今为止，他的台词仅是一连串的怒吼咆哮声。如果他从生命中能得到什么安慰的话，那也许就是，他坚信在纽约有人注意你起码要比没人注意你好。这位巨人说：“在纽约我感到自己是个名人，感到必须在地铁里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不穿西服、不打领带我就无法出门。我知道，在纽约，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会被我所吸引，或从我的身旁逃离——就因为我有与众不同的身材。”
这位纽约巨人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他极其聪明，有一种充满辛辣的幽默感。他开玩笑说：“纽约是一座令人兴奋的城市，每天都代表一种新的挑战——都向胃溃疡更近了一步。在这座城市里，你总是在期待某个狗杂种给你打电话——而他却不打。”
[1] 莫顿·索贝尔（Morton Sobell，1917—），曾任美国通用电气工程师，于1951年因参与“冷战”时期最为臭名昭著的间谍案—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认为将原子弹的机密信息交给苏联—而被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处30年监禁。索贝尔在入狱18年后获释，但他于2008年向《纽约时报》承认他确实在“二战”时将军事机密泄露给了苏联。
[2] 血汗工厂，原文是sweatshop，字面意思就是“流汗的商店”。
[3] 格特鲁德·劳伦斯（Gertrude Lawrence，1898—1952），英国女歌手、演员，凭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曾获1952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女主角奖。
[4] 福利广场（Foley Square），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一处广场，靠近联邦法院。
[5] 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1870—1938），美国最著名的法学家，1932年由胡佛总统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第二位犹太人大法官。
[6] 奥杜邦学会（Audubon Society），成立于1886年的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专注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它是世界上同类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以美国鸟类学家、博物学家和画家约翰·奥杜邦的名字命名。
[7] ΦBK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为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拉丁文学位荣誉，是许多欧美大学的传统，用以奖励特别优秀的毕业生，最常用的分为三类：Summa Cum Laude，最优等；Magna Cum Laude，极优等；Cum Laude，优等。
[8] 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1896—1968），挪威外交官，首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1946年至1952年。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瑞典外交家、作家，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在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停火谈判途中飞机失事身亡，1961年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是唯一一位在任上逝世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德鲁·W.科迪尔（Andrew W.Cordier，1901—1975），联合国官员，1968年至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拉尔夫·J.本奇（Ralph J.Bunche，1903—1971），美国政治学家、外交家，因1940年代后期在巴勒斯坦的调停工作获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02—1985），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驻越南共和国（南越）大使、驻联邦德国大使，以及驻天主教圣座外交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