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1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望的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带你一起去看你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就跟猜谜似的，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了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乐呵呵地迎了过来。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小孩。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简高三十五使君》里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父亲过世后，林伯伯在很短的时间里，写了两篇纪念文章。仅仅是这一件事，就足以说明他和父亲的私交有多深。在贵州，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我紧挨着林伯伯坐在主席台上，林伯伯突然小声地对我说，他想起了我父亲，想起了他们当年坐在一起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我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我想父亲地下若有知，他也会和林伯伯一样，是绝对忘不了老朋友的。
林伯伯比我父亲大两岁，他长得相貌堂堂，当作家真有些可惜。女作家赵玫女士的评价，说他的五官有一半像赵丹，有一半像孙道临。准确地说，应该是赵丹孙道临这些大明星，长得像林伯伯。林伯伯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年轻人也没有他现在的眼睛亮。年轻一代的作家叫林伯伯自然称林老师，他们知道林伯伯和我们家的关系，跟我谈起来，总喜欢说你林伯伯怎么样。年轻人谈起老年人，未必个个都说好，但是我从没有听谁说过林伯伯的不是。年轻人眼里的林伯伯，永远是一个年轻的老作家。
还是在贵州，接待人员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吃当地的小吃。一人一大碗牛杂碎，林伯伯热乎乎地吃完了，兴犹未尽，又换了一家再吃羊杂碎，还跟柜台上的老板娘要了一碗劣酒，酒足饭饱，红着脸，店铺里摇晃出来，笑我们这么年轻，就不能吃，就不爱吃。马齿虽长，童心犹在，老作家中的汪曾祺和陆文夫，都是有名的食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他们的缺点，都是没有林伯伯那样的好胃口。没有好胃口，便当不了真正的饕餮之徒。只有像林伯伯这样的童心，这样的好胃口，才能吃出天下万物的滋味。
父亲在世时，常说林伯伯的小说有些怪。怪，是对流行的反动。他不是写时文的高手，和众多制造时髦文章的写手混杂在一起，在林伯伯看来也许很无趣。道不同不相为谋。林伯伯写毛笔字，写的是篆书。他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大红大紫过。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听林伯伯说过，他和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都不适宜发头条。现在已有所改变，他和汪的小说屡屡上了头条，说明时文已经不太吃香，也说明只要耐着性子写，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出水再看两腿泥，文章小道，能由着自己的性情写下去，总能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高中毕业无事可干，我在北京待了将近一年，那段时间里，常常陪祖父去看他的老朋友，都是硕果仅存名震一时的人物。后来又有幸认识了父亲一辈的作家，经过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双重洗礼，这些人像出土文物一样驰骋文坛，笑傲江湖，成为当代文学的中坚。前辈的言传身教，让我得益非浅。林伯伯曾戏言，说我父亲生长在“谈笑皆鸿儒”的环境里，我作为他的儿子，自然也跟着沾光。对于自己亲眼见过的前辈作家，有许多话可以侃，有许多掌故可以卖，然而林伯伯却是我开始写的第一位。
2
以上文字写于一九九六年的十二月，当时何镇邦先生在山东《时代文艺》上主持一个专栏，点名要我写一点关于林斤澜的文字。我一挥而就，并扬言这样的文章可以继续写下去，结果以后除了一篇《郴江幸自绕郴山》写了汪曾祺和高晓声，从此就没有下文。陆文夫过世的时候，很多报刊约写文章，我在追思会上也表示要写一篇，转眼又是好几年过去，文字却一个也没有，真有些说不过去。
大约是七十年代末，我正在大学读书，动不动逃学在家。有一天，父亲领了一大帮人来，其中早已熟悉的有高晓声和陆文夫，不熟悉的是北京的几位，有刘绍棠，有邓友梅，有刘真，印象中还有林斤澜。所以要说印象中，是事情过了三十年，重写这段往事，我变得信心不足，记忆开始出现问题。或许只是印象中觉得应该有，本来还有一个人要一起过来，这就是刘宾雁，他临时被拉去做讲座了。
多少年来，一直都觉得那天林斤澜在场，当我认认真真地要开始写这一段回忆文字时，突然变得谨慎起来。本来这事很简单，只要问问身边的人就行，可是过眼烟云，父亲离世已十七年，高晓声和陆文夫不在了，刘绍棠不在了，当事人林斤澜也走了，刘宾雁也走了，刘真去了澳大利亚，国内知道这事的只剩下邓友梅。当然，林斤澜在不在场并不重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年头的右派常有这样那样的聚会，而林却是混迹其中唯一不是右派的人。
林斤澜没当上右派几乎是件笑话，能够漏网实属幸运，他和右派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也没少犯过错误，也没少受过迫害。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想想一九四九年以后，改革开放之前，作家哪有什么好日子可过。林斤澜从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把他和右派们放在一起说，没有一点问题，有时候他甚至比右派还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北京开会，好像是青创会之类，反正很多人都去了，一时间很热闹很喧嚣，我打电话问候林斤澜，他很难得地用长辈口吻关照，说多事之秋，做人必须要有节操，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做人不一定要狂，但是应该狷的时候，还是得狷，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乱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明白他说的那个意思，让他尽管放心，我本来就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表态，更何况是说违心的话。
还是回到那天在我家的聚会上，之所以要想到这个十分热闹的场面，因为这样的聚会属于父辈这一代人，只有劫后余生的他们才能分享。右派们平反后，行情看涨，开始扬眉吐气，一个个都神气活现，文坛上春风得意，官场上不断进取。记得那天话最多的是刘绍棠，然后就是邓友梅，说什么内容已记不清楚，不过是高谈而阔论，口无遮拦指天划地。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嗓门高一些，我念念不忘这事，是想不到在我们家客厅，竟然会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文坛上的著名右派。说老实话，作为一个晚辈，我当时也没什么别的想法，也轮不到我插嘴，只是觉得很热闹，觉得他们一个个返老还童了，都太亢奋。
二六年开作代会，在北京饭店大堂，林斤澜抓住了我的手，很难过地说：“走了，都走了！”反反复复地念叨，就这一句话。眼泪从他眼角流出来，我知道他是指父辈那些老朋友，一看见我这个晚辈，就又想起了他们。终于平静下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沉默了一会，又说：“你爸爸走了，曾祺也走了，老高也走了，老陆也走了，唉，怎么都走了呢？”
我能感受到他深深的悲哀和无奈，林斤澜是最幸运的，与过世的老朋友相比，他最健康，心态最好，创作生命也维持得最持久，直到八十多岁，还能写。这时候，他八十三岁了，精神还不错，两眼仍然有神，可是走路已经缓慢，反应明显不如从前。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今年四月，程绍国兄发信给我，告诉不好消息：
兆言兄，林斤澜先生病危（全身浮肿，神志时清时不清），离大去之期不远矣。这是他五妹今早通知我的。悲恸。
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一信，像电报一样，只有几个字：
林老下午去世。绍国。
我打开信箱，见到这封信，无限感慨，心里十分难过，傻坐了一会，回了一封短信：
刚从外面回来，刚看到，黯然销魂。无言。兆言
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九七九年四次文代会召开，据说有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就是大家起立，为过去年代遭迫害而过世的作家默哀。从此，文坛旧的一页翻了过去，新的一页打开。当时有一个流行词叫“新时期”，还有一个词叫“重放的鲜花”，这鲜花就是指父亲那辈人，那些在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们又重新活了过来。时过境迁，新的那一页也基本上翻了过去，重放的鲜花大都凋零，父辈的老人中虽然还有些幸存者，譬如邵燕祥，譬如李国文，譬如王蒙和邓友梅，还有张贤亮，还有江苏的梅汝恺和陈椿年，但是那个曾经让他们无限风光的时代，却已无可奈何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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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以后，中文系的支部书记约我这个学生谈话，说是在我的档案中，有一些父亲的材料，要当面销毁。我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要销毁呢，这玩意已存在了很多年。书记说销毁了，对你以后的前途就不再会有什么影响，这可是黑材料。我拒绝了书记的好意，认为它们既然未能阻止我上大学，那么也就阻止不了别的什么。
右派是从十八层地狱里爬出来的人，我实际上是直到右派平反，才知道父亲和他的那些朋友是右派。这些并不光彩的往事，一直都是瞒着我，在此之前，我只见过韩叔叔陆叔叔。韩是方之，他姓韩，方之是笔名，陆就是陆文夫，他来过几次南京，是我应该称之为叔叔的父亲众多好朋友之一。在我的记忆中，“探求者”成员被打成右派后，互相往来很少。除了父亲和方之，他们都在南京，是标准的难兄难弟，根本顾不上避嫌疑，其他的人几乎断绝音讯，譬如高晓声，父亲就怀疑他是否还在人间。
和知道方之一样，我最早知道的陆文夫，既不是作家，也不是美食家。方之与陆文夫在“文革”中都下放苏北农村，粉碎“四人帮”后，分别回到南京和苏州，然后就蠢蠢欲动，开始大写小说，加上一直蛰伏在常州乡间的高晓声，很快名震文坛享誉全国。陆文夫是江苏第一个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人，也是获得各种奖项最多的一位。加上方之和高晓声，紧随其后跟着获得大奖，在八十年代文学热的大背景下，一时间，只要一提起江苏的“探求者”，人们立刻刮目相看。
陆文夫在“文革”后期有没有写过小说我不知道，反正方之和高晓声是努力地写了，在那个特定时期，他们的小说不可能写好，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文革”后期开始文学创作，思想虽然不可能解放，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提前预热，先活动活动手脚，俗话说一着先吃遍天。当然右派作家还有一个优势，早在五十年代已开始写作，有着很不错的基础，本来就是不错的写手，赶上新时期这个好日子，水到而渠成，大显身手独领风骚便在情理之中。显然，江苏作家中的陆文夫运气要好一些，一出手就拿了个奖，方之没那福分，他的《在阁楼上》与陆文夫的《献身》发表在同一年《人民文学》上，同样是重头稿，而且还要早一期，也有影响，却只能看着《献身》得奖。
说到文学风格，方之自称为辛辣现实主义，称高晓声是苦涩现实主义，称陆文夫是糖醋现实主义。方之小说的辛辣味道，一度并不见容于文坛，其代表作《内奸》被退了两次稿，这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骂娘。好在《内奸》还是发表了，而且很快得了全国奖，这个奖被评上不能说与方之的逝世有关，然而在评奖之前，方之的英年早逝引起文坛震惶，连巴金都赶写了文章悼念，也是不争的事实，毕竟是影响太大，说红就红了。
平心而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要比陆文夫更红火一些。这时候方之已经过世，如果他还健在，也可能会在陆文夫之上。无疑是与个人的文学风格有关，不管怎么说，当时是伤痕文学的天下，整个社会都在借助文学清算过去，都在利用小说出气，辛辣和苦涩未必见容于官方，却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真正奠定陆文夫文坛地位的是后来的《美食家》，不仅因为又得了全国奖，而是它产生的影响连绵不断，一浪盖过一浪。相比高晓声和方之的一炮而红，陆文夫略有些慢热，一开始可以说是不温不火，在《美食家》之前，既能够被别人不断说起，有点小名气，又还不至于充当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
《美食家》改变了一切，陆文夫名声大振，小说到处转载，又是电影又是电视。不止是文坛，而且深入到了民心，影响到了国外，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头百姓，只要提到一个吃字，只要说到会吃的主，就无人不知陆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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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美食家三个字，是陆文夫的生造，在没有《美食家》这篇小说前，工具书上找不到这个词。有一次，一个朋友让我写信，催陆文夫许诺要写的一篇序，我冒冒失失就写了信，结果陆很生气，立刻给我回信，说自己从来没答应过谁，说别人骗你来蒙我，你竟然就跟着瞎起哄。反正我是小辈，被他说两句无所谓，只是朋友向我诅咒发誓，认定陆文夫是当面答应过的，他现在又赖账不肯写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跟陆文夫讨论此事，他笑着说，要答应也肯定是在酒桌上，或许是有的，不过喝了酒说的话，自然是不能作数。
陆文夫与父亲还有高晓声喝酒都是一个路数，喜欢慢慢地品，一边喝一边聊，酒逢知己千杯少，从上顿喝到下顿并不罕见。我不善饮，只能陪他们聊天。父亲生前常常要说笑话，当面背后都说，说陆叔叔现在已成了“吃客”，嘴越来越刁了，越来越不好侍候。“吃客”是苏州土话，也就是美食家的意思。父亲是苏州人，陆文夫长年客居苏州，他们在一起总是说苏州话，而这两个字非得用方言来念才有味道。如果陆文夫的小说当初以“吃客”命名，说不定现在流行的就是这两个字。
父亲的话有几层意思，首先作为老朋友，他过去并不觉得陆文夫特别会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父亲见过很多能吃的前辈，说起掌故来头头是道，以吃的水平论，陆只能算是晚辈。其次陆文夫不好辣，缺此一味，很难成为真正的美食大家，父亲少年时曾在四川待过，总觉得川菜博大精深，不能吃辣将少了很多乐趣。第三点更重要，好吃乃是一件很堕落的事，是败家子和富家子弟的恶习，是男人没出息的表现，陆文夫并非出自豪门，主要人生经历都在建国以后，生活在红旗下，不是搞运动，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就是文化大革命，哪来吃的基础。
右派平反以后，老朋友经常相聚，有一次在我家喝酒，方之怀旧，说到了他的自杀经历，说自己曾经吞过两瓶安眠药，然后就什么知觉也没有了，醒来时不知身处何处，只听见妻子十分痛苦地问他觉得怎么样。往事不堪回首，说着说着，方之忽然伏在桌上哭了起来，父亲和陆文夫也立刻跟着流起了眼泪。
哭了一会，方之说：“你们都没有过死的体会，我算是有过了！”
这句话又勾起了大家的伤心，在过去的岁月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生不如死，谁没有过想死的心呢。“文革”中，父亲确确实实想到了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没有勇气一个人走，便相约同是被打倒的母亲一起死，母亲断然拒绝，说我们这么不明不白地一死，那就真成了阶级敌人。陆文夫最难熬的却是在“文革”前夕，当时他戴罪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因为茅盾的叫好，正踌躇满志，没想到有关方面正好要挑刺，便说茅公是“与党争夺文学青年”。陆文夫经过了反右的风风雨雨，刚有些起死回生，又突然成了“妄想反攻倒算的右派”。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一时间万念俱灰，不想再活了。有一天傍晚，他走到一个小池塘边，对着静静的湖水发呆，想就此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待。
这几乎就是一个小说中的情节，然而千真万确，所幸被一位熟人撞见，拉着他喝了一夜老酒，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方之过世，陆文夫从苏州赶到南京，先到我家，站在门外，叫了一声“老叶”，便情不自禁地哭了。然后缓缓进屋，坐在方之生前喜欢坐的红沙发上，又掩面痛哭，像个伤心的小孩子。又过了十多年，轮到了父亲要走了，我忘不了陆文夫悲哀伤心的样子，在医院里，他看着已经头脑不清醒的父亲，眼睛红了，叹气不止。这以后，他一次次在电话里关切询问，然后又匆匆从苏州赶过来奔丧。
进入了新时期，文人陡然变得风光起来，陆文夫更多的是向人展现了自己靓丽的一面，人们很难想到他并不光鲜的另一面。很显然，陆文夫并不喜欢“糖醋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事实上他文章中有着太多的辛辣和苦涩，人们只是没有那个耐心去读。要知道，他本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说到脾气大，说到不随和，“探求者”成员中，他丝毫也不比别人差，当然吃的苦头也就不比别人少。陆文夫的两个女儿身体都不好，大女儿开过刀，做过很大的手术，小女儿更是很年轻地就撒手人寰，都说这与她们从小被动吸烟有关。
在陆文夫写作的艰难岁月，大部分时间居住环境十分恶劣，都是关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房间苦熬，而且经济条件限制，吸的是最差劲的香烟。这种蹩脚烟老百姓也抽，很少是躲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年头的文化人哪有什么今天的健康意识。
陆文夫打成右派后，当过工人，“文革”中又下放了很多年，这本是文化人的宿命，没必要过分抱怨，更没必要心存感谢。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吃过苦，就一定应该享受甜，落过难，就应该获得荣华富贵。写作并不比别的什么工作更伟大，人生最大的愉快，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陆文夫的手很巧，他当工人，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技工，但是更擅长的还是写作，只有写作才能让他真正的如鱼得水。如果说起陆文夫的不幸，也就是在说整个五十年代作家的不幸，整整二十年，给作家一些磨难也没什么，吃点苦也行，然而真不应该无情地剥夺他们的写作权利，不应该扼杀他们的创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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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林斤澜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和父亲关系很铁，除了“探求者”这批老哥们外，北京的同辈作家中，与父亲私交最好的就是他。为了这个缘故，在刚开始写作的那段日子，父亲曾把我的一个中篇小说习作交给他，让他提提意见，其实是投石问路，看看是否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这话自然没好意思明说，老派的人都很讲究面子，有些不该说的话还是藏着为好。林斤澜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很长的信，首先是说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来提意见，说你老叶身边高手如云，往来无白丁，干吗非要绕道北京，让他这么一个并不被文坛看好的人出来说话。
这是我唯一没有拿出去发表的小说，至今也想不明白当年为什么会这样做。或许是穷疯了，居然把压箱底最糟糕的一篇小说拿了出去，毕竟林斤澜和父亲最熟悉，说不定就能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来信中有大量的鼓励，说文字还很不错，也蛮会说故事，就凭这样的小说去做一个现成作家，自然是当仁不让。很多表扬其实就是批评，我始终记得最后的几句话，说写作可以有很多种，然而驾轻车走熟路，未必就有什么太大意思。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话牢记在心上，当作座右铭。熟路就是俗路，就是死路，一个写作者必须坚决避免，不能这样不知死活地走下去。很感谢林斤澜没有把那篇小说发出来，他把这篇小说退给了我，没让我感到沮丧，只让我感到羞愧，感到醒悟，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不少写作的道理。一个人在刚开始写作的起步阶段，肯定会有些懵头转向，肯定会不知轻重，这时候，有一个人恰到好处地对你棒喝一声，真是太幸运了。
不能说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那一辈作家，没有文字上的追求，但是要说林斤澜在这方面最用心，最走火入魔，并不为过。据说汪曾祺对林斤澜的文字有过批评，在五十年代说其“纤巧”，后来又说其“佻”，所谓纤巧和佻，说白了，都是用力有点过的意思。这个也就是父亲说的那个“怪”了，玩文学，矫枉不妨过正，语言这东西，说平淡，说自然，其实都是一种功力，都得修炼。事实上，汪曾祺自己的文章也有同样问题，也是同样的优点缺点。明白了这些，就能明白为什么林斤澜和汪曾祺会走得很近，会惺惺惜惺惺，奇文共赏，毕竟他们在艺术趣味上有很多共同追求的东西。
汪曾祺早在四十年代末就开始写作出名，千万别小看了只早了这么几年，有时候几年就是整整一代人。汪的文字功力一下子远远地高于五十年代的作家群，后面的这茬作家，先是没有意识到，后来明白了，要想追赶上汪曾祺，必须得花很大的气力才行，而这里面最肯玩命，玩得最好的，基本上就是林斤澜了。
林斤澜的小说在八十年代并不是太被看好，他是名家，谈不上大红大紫，如果说因为汪曾祺的走红，带火了林的小说，听上去很不入耳，然而也不能说不是事实。汪曾祺让大家见识了什么叫艺术，推动了一代人小说趣味的行情上涨，也顺带提高了林斤澜的地位。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写得很棒，是一个始终都有追求的作家，小圈子里不时有人叫好，朋友们提到他都乐意竖大拇指，但是真正获得全国奖，却是迟了又迟晚了又晚。他那一辈的作家都得过了，都得过好几轮了，才最后轮到他。然而获奖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除了汪曾祺，林斤澜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中当然的老大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年龄，既是岁数大，又活得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小说成就，他压得住这个阵。出水再看两脚泥，他的作品毕竟比那些当红一时的作品更耐看，很多人都愿意佩服，也就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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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当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他自己不当回事，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却喜欢议论，聚在一起常要切磋，研究这相当于什么职务。在一个讲究级别的社会，一说起让人捉摸不透的“相当于”，就难免书呆子气，就难免不着调和离谱。说着玩玩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千万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千万不要把作协主席和副主席真当领导。
毕竟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作品写好了，这就是真的好，就是真正的功德圆满。陆文夫其实是个很有架子的人，内心十分骄傲，一点都不愿意低调，我看到有些文章说他待人接物非常随和，很乐意与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心里就觉得好笑，夸人不是这么夸的。我们总是习惯于这样来表扬人，父亲生前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人家总是这么说他，其实文人没有一些脾气，没有自己特立独行的品格，只是充当一个和事佬并不可爱，而且也不真实。“探求者”中的这些作家，眼光一个个都很高，都牛，背后说起话来都挺狠挺损，我可没听他们少攻击过别人，说谁谁谁不会写东西，谁的小说惨不忍睹，这些话是经常挂在嘴边。
很显然，陆文夫根本不会把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头衔放在眼里，但在别人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专门看人脸色，喜欢观察别人对自己的态度。陆文夫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天生就有些狂，可是偏偏有人觉得是当了副主席才变了。由于美食家的称号，晚年的陆文夫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位不折不扣名士，出入有高级的轿车，交往多达官贵人，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却不知道他即使是最落拓时，也仍然不失为一翩翩公子。高晓声和方之，还有我父亲都属于那种不修边幅的人，就算是成功了，也仍然一副潦倒模样，陆文夫不是这样，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一直是位帅哥，一直相貌堂堂很有风度。
陆文夫还是江苏的作协主席，他不止一次跟我谈过，不想兼这个可有可无的差事。当初还没有高速公路，铁轨上也没有飞驰的动车，他远在苏州，有时候为了一点屁大的事，得火烧火燎地赶到南京。人情世故匪夷所思，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想干反而会让你干，想干又未必干得了。好在当不当都是做做样子，为了请他出山，当时负责分管文化的省委副书记孙家正赶到苏州，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这样隆重的礼遇让陆文夫觉得很有面子，同时也让他找到了自己还是应该出来当这个主席的借口。后来孙去北京当了文化部长，陆文夫年纪也渐渐大了，不打算让他再干下去，新的分管领导约他到南京谈话，短短的几分钟，便从本来就是挂名的主席，变成了更加是挂名的名誉主席。
这个变动让陆文夫感到不太痛快，他不在乎那个主席，更不在乎名誉主席，在乎的只是一个礼数。不同的官员会有不同领导风格，对文人的态度从来就不一样，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陆文夫没什么实权，只有一些虚名，他觉得有些话如果在酒席上提出来，或许会更合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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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林斤澜有过三次同游的经历，每一次都很有意思。第一次是在江苏境内，先在南京，然后去扬州，镇江，常州，再返回南京。这一次因为还有汪曾祺，汪是才子型的文人，到什么地方都会有热情的粉丝求题字，因此林虽然是陪同，却常常是躲在后面看热闹，一边与我说悄悄话，一边乐呵呵地笑，我们都很羡慕汪能写一手好字。
第二次是长途旅行，仿佛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地图上南来北往东奔西窜。从江苏的无锡出发，转南京，去山东，去安徽，去江西，去福建，去浙江，去上海。华东六省一市偌大的一个区域，该玩的地方都点了卯，是名胜都去报到，拜访了曲阜，登梁山黄山武夷山和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龙虎山，游徽州皖南民居，逛景德镇看瓷器瓷窑，还有太湖千岛湖富春江西湖，总之一句话，玩的地方太多了，根本就数不过来。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这个年龄的作家都时常喊吃不消，他却无大妨碍，兴致勃勃率领老妻，一路喜气洋洋。
第三次就是在贵州，这一次，我干脆是与林斤澜同一个房间住，当时还很少让作家住单间，即使老同志也不能例外。我们朝夕相处，老少相知有素，天南海北说了很多。难得的是林斤澜始终有一份年轻人的好心情，能吃能睡更能玩，更能说笑话。与他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觉得无聊。他喜欢谈论过去，褒贬身边的朋友，尤其喜欢对我倚老卖老，说他当年跟在那些老作家后面，像对待老舍什么的，那就是老老实实，小心翼翼地在一旁看着听着，就像我现在对待父辈作家一样。
又说有一次陪沙汀去看李劼人，李提出来要弄几个好菜招待，沙汀一口拒绝了，坚决不答应。这事让林斤澜一想到就连声大喊可惜，李劼人是老一辈作家中赫赫有名的饕餐之徒，他一出招，亮两手绝活，后来的美食家汪曾祺和陆文夫，都得乖乖地服输靠边站。林斤澜说自己当时那个动心，那个懊恼，这不只是一个解馋的小问题，关键是可以大开眼界，领略大师的美食风范。这么好一个机会，活生生失之交臂，焉能不着急，岂能不跺脚。
林斤澜也喜欢玩点收藏，不收藏珍版书，不收藏名人字画，藏书也不算太多，可是他收罗了大量的酒瓶。跟他在外面一起周游，看到有点奇怪的酒瓶，他的眼睛便会像顽童一样放光。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反正是去参观一家工厂，专门为各种名酒做酒瓶，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林斤澜看了，从头到尾都是感慨，我们就不停地问他想要哪一个，他东看西望，一个劲地喊：
“好确实是好，可太多了，不好带呀！”
还是在贵州，我们天天吃火锅，看着汤里翻滚的罂粟壳，终于明白为什么会好吃，为什么会一筷又一筷不肯停嘴。离开贵州前，我们异想天开地想带点回去，结果东道主就弄了一大包过来，明知这是违禁之物，飞机上不可以携带，可是我们光想着回家也能吃火锅，还是每人悄悄地分了一包。看到林斤澜很孩子气地跟大家一起冒险，我们感到很高兴，都觉得有他老人家陪着，闯点小祸也没关系了。所幸安检都没事，当年还不像现在，有胆子试试也就蒙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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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彦周先生安排一批老友去安徽游玩，给我这晚辈打了个电话，让我陪陆文夫去，说是一路可以有个照顾，可是陆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临时变卦不能去了，我又不愿意独自成行，结果便把储福金拉了去。这其实又是一次小规模的右派分子聚会，自然还是热闹，动静很大，有王蒙，有邓友梅，有张贤亮和邵燕祥，还有东道主鲁彦周，都是老右派。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景点，鲁彦周很遗憾地对我说，考虑到兄弟们年龄都大了，此次出行专门请了医生护驾，可是没想到就算如此高规格的安排，老陆还是不能来，真是太可惜。又说老陆真要是来的话，能玩则玩，随时又可以走，这多好，老朋友能聚一聚不容易。言辞很悲切，他提及当年曾想约我父亲到安徽看看，总以为时间很多很容易，没想到说耽误就耽误了。
陆文夫与鲁彦周同岁，比他早走了一年。在陆文夫追思会上，江苏一位老作家用“备极哀荣”四个字来形容，这个说法很值得让人玩味。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这批老作家，很多人虽然被打成右派，历经了种种运动之苦，只要能写出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后来都能名利双收，晚年总体上还是比较幸福。国家给的待遇也不算太低，方之走得最早，沾光最少，仍然分到了一套在当时还说得过去的房子，高晓声是三套，陆文夫只有一套，但是就其面积和规格，已足以让人羡慕。
父辈作家最大幸运是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有一个新时期的大舞台供他们大展身手。否极而泰来，重塑文学辉煌的重任，既幸运又当仁不让地落在了他们身上。没有他们，就谈不上什么新时期的文学繁荣，而我们后来的这些作家，其实都是踩在父辈肩膀上，才冒冒失失开始文学创作。必须以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他们，然而要重新评价前辈，却不可回避地会遭遇到两个问题。首先，如果最初的青春岁月不被耽误，不被摧残，不是鲜花重放，而是一直尽兴地怒放，他们的文学成就会达到一个什么样高度。其次，当耽误和摧残这些词汇不复存在，待遇被普遍提高，地位得到明显上升，作家的镣铐被打开以后，前辈的实际成就又究竟如何。认真地研究这些，对当代文坛的创作无疑会有好处。
晚年的陆文夫时常会跟我通电话，基本上都在谈他的身体状况，或是由身体引起一些话题，服用了什么药，效果如何。试用了某种进口药后，他非常热心地推荐给我伯父服用，因为伯父也是肺气肿。这时候，对文坛他已没多少兴趣，更多的是反过来关心小辈的健康，提醒我不要不顾一切，犯不着为写作玩命。烟早就不抽了，酒也不能喝了，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长者，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江南的冬天非常难熬，因为没有暖气，数九严寒北风怒吼，在室内待着很难忍受。陆文夫的肺不太好，呼吸困难，有一次他向我抱怨，说空调里散发出来的热风，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只能埋怨气候不好，我们正好处在不南不北的位置上，纯粹北方就好了，房间里有热水汀，地道的南方也行，干脆气温高一些。江苏的气候要么把人热死，要么就让人冻得吃不消。此后不久去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奖，快经过苏州的时候，我想到了卧病在床的陆文夫，想到了空调散发的让他不爽的暖风，突然决定中途下车，直奔苏州的电器店，买了一个取暖油汀，然后送到陆文夫家。他感到很吃惊，没想到我会出现，更没想到我会给他送这玩意儿。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怎么就会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早点想到呢，取暖油汀使用起来，显然要比空调舒服。
这是我与陆文夫的最后一次见面，早就知道他身体不好，早知道不可能恢复，早知道会有那么一天，就跟自己的父亲当年过世时一样，明知道事已不可避免，明知道那消息就要到来，可是从感情上来说，还是不太愿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