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
有一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已有好多年。现在，这个名字越来越少被提起了。偶尔触动那根刺，创伤如新，提醒自己曾经的承诺：把那个名字，从老鼓浪屿人不胜唏嘘的记忆中，挖掘出来，去尽锈斑与污垢，恢复清亮而甜美的悠扬。
花腔女高音颜宝玲，1924年6月24日出生于厦门鼓浪屿，是小岛一弯彩虹，由湿润的空气和明亮的阳光变奏而成。也像彩虹一样，1966年6月11日被掐灭于家乡。她华年夭折，成就无法界定（当年并没有评职称一说啊）。我们称她“夜莺”，最初是苏联专家的由衷赞誉，也许还加上家乡人的痛惜之情？
我从未见过颜宝玲本人。我的大姨妈是她的高班校友，我的妈妈是她的低班铁杆粉丝。我相信我众多的叔伯辈中，一定有暗恋她的青橄榄毛头。老一辈人不经意的描述中，我清晰地看到某一个黄昏，通往渡口的龙头路上，李德亮一手托着频频下滑的眼镜，一手抱着爱妻的裘领白色大衣，急急忙忙紧随其后。而前面那个窈窕身影，正是赶渡轮去厦门参加月光晚会的颜宝玲。她细眉淡扫，星眸皓齿，腕上挂着白色珠光小坤包，脚踏乳白高跟鞋，紫红镶边黑贡缎旗袍所强调出的凹凸有致，令驻足招呼的乡党亲朋不禁露出微笑。
一枝优雅的素馨花，自然要摇曳生姿。后来被诋毁为交际花，零落成泥，是鼓浪屿人心中永远的痛。
颜宝玲十七岁
“风清夜，仙宫月满，歌吹遍雕栏。”（清代厦门词人倪邦良）
鼓浪屿称为“音乐岛”或“琴岛”。它的人均钢琴密度曾经居全国之最；具有近百年民间传统的家庭音乐会；小街深巷花底叶间川流不息的琴声和歌声；它所拥有相当专业化的音乐小学与中学……历年来，经郭小川、刘白羽、何为等许多文人的笔墨渲染，已经脍炙人口，钢琴家殷承宗的红极一时，使鼓浪屿更加名声大噪。现在，殷承宗经常从美国回来举办个人演奏会，有时在鼓浪屿音乐厅，有时仍然在古老的“三一堂”。这是因为，殷氏家族与教会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鼓浪屿音乐家林立，有擎天巨材，也有稚嫩幼苗，间与茁实青壮。其中有周淑安（1894—1974），我国现代音乐的先驱者，我国现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儿子胡伯亮也是钢琴家）；有李嘉禄（1919—1982），著名钢琴演奏家、教育家，生前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教授（顾圣婴是他的学生之一）；还有旅美著名指挥家陈佐湟，旅英著名钢琴家卓一龙，以及许氏四杰。
那个只比我晚生两个月的许斐平，母亲张秀峦是教堂里的司琴手，也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有一次，张秀峦因故不能上教堂做礼拜，五岁的许斐平手脚并用爬上琴凳，不必翻看琴谱，把全部圣诗音乐准确无误一直演奏到终场。“神童”之誉鹊起，因而六岁时，就能够在“三一堂”举行钢琴演奏会。
鼓浪屿的音乐环境追溯起来，除了地域上的优势：亚热带海岛风情，薪火相传的闽南千年古乐，以及相对富裕的归侨生活方式之外，主要得益于它的宗教氛围，或者说西方文化精华部分的渗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几位著名导演与编剧在岛上游览，他们曾再三游说我写电影剧本。自知才情粗浅的我，从来未敢触电，我贡献的意见是：如果拍摄鼓浪屿的影片，背景音乐最好吸纳圣诗的旋律风格。纯净、安谧、甜美的教堂音乐，反过来又潜移默化了鼓浪屿人别一种远离中心，内敛淡泊的性情。
颜宝玲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里。父亲颜建泉，成功经营着厦门东方汽水厂。母亲进过主日学校念白话（即闽南语），能读会写，在那一辈妇女间已属知识妇女。临解放，颜母随三儿移居香港，经常回鼓浪屿帮忙颜宝玲照看孩子。外孙们都记得这个衣着雍容华贵，带着澳洲黄油和比利时巧克力回来的外婆。
颜宝玲上有四个哥哥，她在六个女儿中排行第五。因为年纪小，聪慧活泼，性格明亮，备受家人呵护与宠爱。大哥早年考上公费赴英国留学，毕业后到美国投入石油业，很快替肩支撑起颜家经济，日后成为全美华人中的十大经济人物之一；二姐嫁新加坡，丈夫在电影界举足轻重，是当地知名人士。二姐对颜宝玲的接济源源不绝，即使到解放后也从未中断。颜宝玲赴上海深造声乐，所费极其昂贵得以无忧，也是获其全力支持。
1934年，酝酿数年的“三一堂”终于落成，年仅十岁的颜宝玲跟随三姐到唱诗班排练。她那未经正规训练与名师雕琢的童声，银笛般异军突起，吸引了廖超勋先生的注意。廖超勋出身名门，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颇具音乐素养。因激赏于颜宝玲的天赋，主动上颜家启蒙：简单的视唱练耳，乐理曲式，等等。颜家本有一架名贵钢琴，又请来同在唱诗班的男童朱思明，为颜宝玲弹琴伴奏。两人从此配合默契多年，成为最佳搭档。颜宝玲悟性高，在老师的点拨下进步神速，很快就担当唱诗班主唱。不但熟练掌握赞美诗，而且在一些聚会中开始尝试个人独唱，演唱三四十年代风行的中外名曲。
我的大姨妈说过：当感恩的风琴声响起，小小年纪，穿白色薄纱洋装站在圣坛上演唱的颜宝玲，简直是一个小天使。
歌唱与爱情
抗战初期，鼓浪屿因为建置多国领事馆而暂时免于侵占，与之相隔仅八百米海面的厦门成为沦陷区。闽南一带有点家底的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纷纷迁来鼓浪屿避难。岛上一时名流荟萃，其中就有厦门归正宗教会驻漳州的牧师敏戈登（Stella Veenschoten）夫妇。这对美国夫妇住在田尾“姑娘楼”后楼，是教会地产之一。他们客居传教期间，加盟教堂司琴。
敏戈登牧师娘身材高大，体态丰腴，体重达三百多磅，坐在琴凳上满座有余。传说她与学生李嘉禄练习钢琴四手联弹时，刚读初中的李嘉禄因为个子矮小，只能站着弹琴了。“福音堂”里那一架双层键盘的大风琴，类似管风琴一样，极其笨重宏大，非一般人可以驾驭，只有敏戈登牧师娘才能操纵。演奏时，不但需脚力配合，还得安排一个重体力在风琴后部，手摇鼓风机作为动力，犹如帮它做人工呼吸一样。岛上现有的“管风琴博物馆”里，可以目睹这些乐器界里的恐龙家族。
敏戈登牧师娘的音乐素养全面，演奏钢琴并通晓乐理，天生具有一副曼妙歌喉，曾参加国际声乐比赛并获过奖。她也不是肯随便收取学生的。经严格挑选，每周安排固定时间给朱思明、许恬如等四个鼓浪屿有天分的孩子教授钢琴；又另外给颜宝玲安排美声唱法的正规训练。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
迷人的音乐圣殿，从云端泻下一束透澈灵魂的光芒，召唤热爱歌唱的小女孩，无怨无悔地一步一步走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敏戈登夫妇与其他外国人都被日本占领军集中监管起来。尽管后来放回原住所，也是不许随意走动。颜宝玲就此失去一位仁慈称职的美国老师。
音乐课程受挫，但是爱情悄悄来临。
颜宝玲的四哥有位同学叫李德亮，嗓音醇厚，与颜宝玲同在唱诗班。他的父亲是印尼归侨，做烟草生意，家境十分殷实。李德亮童年时随父母居住香港，接受英式教育，至今家中一直藏有好几种版本的牛津辞典。他是家中尾子，格外受家人关照，养成不闻油烟的书生意气，终生不懂机诈使滑。李德亮的英语流畅，五官端正，文质彬彬，在同龄青年的剧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夜晚，从教堂“和诗”后回家，豆蔻年华的颜宝玲，身边只留下一位身材欣长的青年。她总是笑个不停，银铃般的笑声碰落白色指甲花，雪一样洒在飏起的裙子上。而他总是涨红了脸，手足无措，只好笨拙地频频托着眼镜。
颜宝玲婚礼
两家同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经济状况与文化教养虽不能与本地那些巨富如黄奕住、李清泉等攀比，却也算是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这桩婚事顺理成章。
1943年5月23日，颜宝玲和李德亮的婚礼由卢铸英牧师祝福，在福音堂举行。婚宴设于侨商黄奕住的“中德记”中楼，豪华隆重，厦鼓两岸社会贤达纷纷赴宴恭喜。从老照片看，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站在意大利抛光白玉大理石台阶上的，都是西装革履的绅士与长裙曳地的名媛。如此铺张排场，基于两家在本地均有相当经济实力和良好口碑。
颜宝玲眉目细长，唇线明媚，肤色细腻，外表秀慧纯真，行事爽朗明快。由于自小营养充足，身材发育格外标准，为一般中国女人所艳羡。相差四岁的李德亮个子高大，性情温良诚恳，在口齿伶俐的宝龄面前总是期期艾艾词不达意，遂百般迁就言听计从。
小两口之恩爱美满，成为同辈少女们的婚姻梦想。至今，上一代的老婆婆们提起当年的“亮哥”、“亮嫂”，神态之间仍然流露赞美欣赏之色。
小巢初建，在父母的护翼下，年轻夫妇浑然不知局势逐步紧张，柴米油盐日渐拮据。（我的卓有远见的资本家外公，已经早早备好几大水缸白糖埋在后院，柴房里屯了上千斤大米；我的迂腐清贫的老学究祖父，只好让裹小脚穿长衫的祖母偷过封锁线，到乡下买红薯给一家老小充饥。）
战争在天鹅绒窗帘外进行着。
1944年8月8日，同盟国的飞机首次轰炸厦鼓的日本军事设施，日本航空母舰中弹，甲板上三架水上飞机焚毁；24日，同盟国B－24式飞机轰炸厦门码头区域；10月14日，百架同盟机分五批空袭台湾、厦门、金门等地；20、21、22日，同盟机又多次飞临厦门上空投弹。1945年3月13日，散泊于福建海域的五艘日舰被炸沉；22日，厦门近海的六艘日舰被同盟国飞机炸沉。
碧蓝的天空布满烟团，海面摇晃动荡，警报一声比一声凄厉，爆炸声震耳欲聋。街头巷尾却在兴奋热切地传播：“鬼子快完蛋了，天就要亮了！”
1945年5月7日，颜宝玲顺利地生下头胎儿子，起名为曙初，寄托了这对年轻夫妇对抗战胜利的期盼。（1964年颜宝玲响应上山下乡号召，送李曙初到永安水泥厂工作。李曙初因工伤小指粉碎性骨折，调宣传科工作。业余时间拉手风琴吹奏黑管，兄弟中惟李曙初不从事音乐专业。）
战争很近。音乐很远。
第一个重大选择
上世纪初，鼓浪屿的公众设施已经十分先进。电力路灯、巡夜保安、邮政通信、下水道系统等等，都由半民间性质的工部局积极策划并妥善管理。
早在1917年，归侨黄奕住、林振勋、黄世铭等人开始筹建厦门自来水公司，于1923年组成董事会，并招商投标。德国西门子公司中标承建，该公司派出俄罗斯工程师华拉素先生（Vlasoff）担任工程监督。华拉素夫人原是俄国大剧院的著名花腔女高音，因俄国十月革命逃亡至东北，转而浪迹厦门。
抗战胜利后，求师心切的颜宝玲找到这位“白俄”女歌唱家，在她的指导下继续学习。这样，颜宝玲的音域及唱法开始倾向花腔女高音发展。但是，随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共产党部队摧枯拉朽般推进，对红色政权心存恐惧的白俄老师寝食不安，终于再次收拾细软继续逃亡去了。
继华拉素夫人之后，住在鸡母山旁边“伦敦公会”牧师楼里的魏沃埌牧师（Rev.Grifith），成了颜宝玲的音乐家教，直到1951年外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厦门为止，前后二年有余。
魏沃埌牧师在乐理、声学、演唱等技巧方面，具备非常完整的专业知识。他要求严格，授课认真，针对性很强。不但具体分析英语、意大利语、拉丁语歌曲的异同，唱法的个性与共性；还概括要点，结合颜宝玲个人条件，教她如何演绎流畅表达，包括如何掌握意大利文《茶花女》中高难度唱段。这些细致而严密的课程，让颜宝玲醍醐灌顶，豁然开阔，演唱技巧达到新的境界。
这期间，颜宝玲的名气与才华在本土远近皆知，出入各种音乐场合：礼拜堂的领诵独唱，家庭音乐会，朋友聚会，及地方上的不少公益性演出。
鼓浪屿人的音乐修养与需求，此时达到顶峰。1948年，以鼓浪屿才子林克恭为会长，创设民间组织：厦门业余艺术协会（Amoy All Arts Amateur Association），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音乐家协会。参加者必须具备相应音乐水准和素养，主要是中高层知识分子。聚会基本都在林菽庄先生的私人豪宅里，即鹿礁路13号。
厦门业余艺术协会筹组过二场音乐会，在菲律宾侨商李清泉住宅（旗山路7号）的楼上举行，送票邀请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光临。颜宝玲以不同风格的唱法演唱中外名曲，其中穿插朱思明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规模不大，却都是高质量的行家，掌声真正发自内心。
1947年圣诞节，颜宝玲产下第二个儿子，不取“恩赐”或“圣婴”，起名未明，正是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当局之腐败无能充满愤慨，翘首期待新时代的到来。（李未明是我的老朋友。他十一岁就被母亲送到省艺校学舞蹈，一年后改学小提琴。少年时代主攻小提琴，热爱吉他因而演技出色。曾任教于福建师大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手风琴、键盘和声；在他从事音乐教育的三十多年里，培养学生多人次获国内外音乐比赛优异奖项，还多次担任国内外音乐比赛评委；现在是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教授，著书立论十多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
1948年12月24日，世界各地基督徒都在庆祝耶稣降生的“平安夜”，颜宝玲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正是厦门面临解放，遂起名曦微。（李曦微，小名阿耀，绰号大胡子。上海音乐学院首批音乐硕士生，后赴美国从事音乐教育及艺术研究。）
颜宝玲的儿子一个是圣诞节出生，一个是平安夜出生，在基督教徒们看来，神对颜宝玲是多么恩宠啊。
解放前夕，颜宝玲的绝大部分亲人都已经在国外定居。如果她真能听从家人与亲友的力劝，早早移居国外，命运将另外抒写，至少像她的六妹，赴美深造，顺利成为歌唱家。但是颜宝玲夫妇思量再三，终究难舍生身小岛，深信新中国的美好前景，深信主的庇护无所不在，决心把自己的歌声献给故土乡亲，毫不动摇地留在了大陆。
这是颜宝玲生命中第一个重大选择。
上海啊上海
从童年起，颜宝玲的老师们因时局不稳频频改变，有过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好几个国家的优秀乐人授课指导。如此博采众长，视野越是宽阔，对声乐的理解越是深入，颜宝玲求知的愿望就越是不可抑制。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李德亮力排众议的支持下，颜宝玲决定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即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凑巧的是，朱思明因全国各院校合并，离开厦大机电系，也要到上海华东化工学院任教。
临行之前，颜宝玲与朱思明在鼓浪屿“厦门女子中学”礼堂，举办了他们心目中的告别音乐会。恰巧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小提琴家褚耀武回厦（我家紧邻“褚家园”，褚家与丈夫家是多年世交），客串了这场让人长久不忘的盛会，到场三百名听众，皆为两人即将离开鼓浪屿乐坛而扼腕。
1953年6月，二十九周岁的颜宝玲只身奔赴上海，以一曲《茶花女》应试，成为考生中首批录取的佼佼者，分配在应尚能教授门下。
应尚能教授任职华东师范学院，同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兼课。声乐方面享有盛誉，是绝对权威。他要求颜宝玲紧跟时代要求改变唱法。但是，颜宝玲追随过多位风格不同、唱法演绎不一的欧美老师，结合自身条件，已经形成了一种偏向西方的演唱格调，难于适应风行一时的隆重结实的苏联歌剧唱法。俗语说：学拳容易改拳难，颜宝玲不是很愿意随波逐流，双方有点僵持。
即使如此，良好的学院教育环境，让颜宝玲浸浴在音乐的圣水中，歌声越来越自由宽阔。当她独自练习苏联歌曲《俄罗斯》：“哪里有这样的国家，比我的祖国更美丽……”竟吸引了走进校园的院长贺绿汀。他循着清朗嘹亮的歌声来到颜宝玲的琴房，聆听良久，赞赏有加。（1979年，李曦微入学上海音乐学院时，贺老问他：“你就是颜宝玲的儿子吗？她唱得太好了，她的去世使我们损失太大了。”说完以后，老人竟流下了眼泪。从此，李曦微与这位乐坛泰斗成了忘年交。）
一年以后的学期考试，颜宝玲选择了王洛宾改编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她的演唱感情真挚婉转自如，咬字清晰圆润，音色绚丽轻巧而富于弹性，把考官之首的苏联专家给镇住了。苏联专家立刻发话：“哪有这样的学生还在上一年级的课，马上调到四年级上课。”学校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跳级，不用说是跳一级，这可是连跳三级哟！可苏联专家紧追不放，逼得学校只好几次打报告请示文化部，经文化部查实批复，只能越过二年级直接上三年级的课。
圆满通过考试后的颜宝玲，心情轻松回家过暑假。丈夫喜笑颜开，孩子们雀跃不已，老母亲进进出出，张罗给宝贝女儿买小海鲜鱼活虾，炖家乡鲟粥。颜宝玲则忙着出席即兴举办的各种小型音乐会，朋友们纷纷问候打听。大上海哪，是当时许多音乐人可望不可及的仙乐之乡呢。深有切身体会的颜宝玲真诚地鼓励包括殷承宗在内的后辈，一定要走出小岛，追求更高远的天地。1954年，颜宝玲携带着十三岁的殷承宗到上海，殷承宗顺利地考取音乐学院附中。
假期后返校，颜宝玲直接跳到三年级上课，师从“东方夜莺”的花腔女高音周小燕教授。寻寻觅觅，颜宝玲终于如愿以偿，觅得最心仪最投缘的老师，畅游于梦寐以求的花腔音域。
学院内，颜宝玲如鱼得水；校门外，颜宝玲的影响逐渐扩大。尤其幸运的是，朱思明所在的华东化工学院相距很近，课余时间的练声或业余演唱又是老搭档弹琴伴奏。难怪颜宝玲要举手加额，感谢主的再一次疼爱。
颜宝玲上海音乐学院学生证远在颜宝玲刚踏进上海之际，就应邀到国际礼拜堂专场独唱，由华东师范学院音乐系管风琴资深老教授曹淑媛伴奏，赢得许多教徒的热泪盈眶。好比入学考试前的预考或者热身。那是颜宝玲平生以来，在更大的天地，更高层次的范围里，得到认同与肯定。第二年的圣诞节，在上海最大的教堂“慕尔堂”里，歌颂团所献唱的《圣母颂》，由来自鼓浪屿的花腔女高音颜宝玲女士领唱，信徒们洗耳恭听，“犹如天使般的歌声洗涤了会众心灵中的污秽，让圣灵充满了自己空虚的心间而感动。”
相当一批闽籍音乐人士聚集在上海乐坛，包括与颜宝玲先后师从敏戈登牧师娘的钢琴教育家李嘉禄等。颜宝玲与朱思明一起频频进出家庭音乐会、教堂颂诗等活动，演奏，唱歌，探讨艺术理论，交流心得体会，这对颜宝玲的音乐造诣有莫大的提高，在精神上更是难得的慰藉与扶持。
不少老音乐人感慨：当年颜宝玲在上海可是红得发紫啊，许多重大活动都有她的花腔高音炫技，包括接待外宾的高规格音乐会。（在一次钢琴比赛中，国内外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李民铎遇见李未明，说：“我在上音时，受到最大的影响之一是你母亲，她演唱的俄罗斯歌曲深深打动了我。”李民铎曾经答应李未明寻找颜宝玲的演唱录音带，可是翻遍学院图书馆与资料室，竟一无所获，深为遗憾。）
1954年起至1955年，国民党飞机屡屡从台湾起飞，窜到厦门上空骚扰。颜宝玲在上海，天天为一家大小的安全提心吊胆。李德亮显然不谙家事，都交给岳母和一个老保姆。三个男孩大的十岁，小的不过六岁，正是淘气顽皮的时候，经常四散在海边沙滩玩耍，跑空袭时候叫都叫不齐。
1955年暑假，颜宝玲回到鼓浪屿，面临亲友邻里的规劝、责难与抱怨，甚至流言蜚语暗伤。颜母毕竟年老，照顾孩子主持家务力不从心，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一时委决不下。试想，如果颜宝玲不顾不惧，坚持完成学业，留在上海或走向京城，继续从事声乐工作，不管是作为歌唱家还是音乐教育家，造化如何，就很难预料了。
中国人一向注重的家庭观念起了关键作用。颜宝玲咬咬牙，把回上海的车票撕得粉碎，大哭了一场。这是她做出的第二次关键性选择。
李未明说：妈妈是为了孩子们忍痛放弃学业的。他保存了一本颜宝玲的学生证；上面的红色印章盖到1955年，以后就是空白了。
五厦门一代歌后
学生证上的空白，迅速被新中国的朝阳工作所填满。
故乡张开双臂，欢迎夜莺归林。市政协专门为她举办一场汇报演出。她个性本来开朗，很快就真心实意进入厦门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教会活动。
厦门市基督教青年会筹建于1910年5月，女青年部筹建于1929年冬，主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女青年会设会员部、青年部、文化部、总务部，有干事及义工二十多人。
1956年，颜宝玲以她的宗教热忱、艺术素养、组织能力、性情和人缘，当选第四任总干事，并破例连任两届，直至1966年。
女青年会得到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支持，拨出专款买下厦门思明区后岸路七号一幢三层楼房为新会所。为颜宝玲工作方便，拨出三楼的两间房给她一家居住，留下另一间为客房。诗人蔡其矫就曾在客房里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在大字报上成为罪名之一），得颜宝玲一家的照料，潜心创作过脍炙人口的诗篇。可惜，当我为了本文，挂电话到北京他的家中采访，八十八岁的老诗人已经因脑瘤住院，十天以后去世。
资料显示，颜宝玲领导下的女青年会，发展蓬勃，会员增至七百多人。各项活动十分活跃，先后举办几届培训班：插花、缝纫、西餐烹调、车床木工等。学员达一千多人，真正受益的是普通市民。我们现在刚醒悟过来的“技能培训”，颜宝玲们在五十年前就已经身体力行地开发实践了。
颜宝玲一家虽然搬到厦门驻会，她周围聚集的“死党”几乎清一色鼓浪屿女人，因此在鼓浪屿福建路32号成立鼓浪屿分会。其中有女中音陈锦彩等几位聪明热心，富于牺牲精神的姐妹积极参与。据陈锦彩回忆：青年会发的工资蛮高的，社会上一般工作不过三十元左右，任干事的陈锦彩就有五十元，总干事的颜宝玲薪水可能还要高一些。
她们组织妈妈排球队、乒乓球队，四处去参加比赛。（我的婆婆是排球队员之一，该队甚至打败过厦门大学队。四十六岁的婆婆在乒乓球赛得了冠军，接受过侨联主席、副市长袁西岳的亲自颁奖，有照片为证呢。）开办居民食堂，卖到一百客饭菜左右，有点像今天的快餐吧？
其中的两项建树就是现在看来也很不平凡，最具远见与惠民思想：1957年创办第一座托儿所，曾收托幼儿一百多人，1960年由鼓浪屿区政府接办，改名“内厝沃托儿所”；1958年9月在鼓浪屿鹿礁路34号创办的第一所盲人学校，1960年由厦门民政局接办，改名为“厦门市聋哑学校”。
周末晚上，笔直优雅的柠檬桉树下，北欧风格的花园别墅“林屋”里灯火通明，一支又一支舞曲自手摇唱机的针尖下，淙淙流淌。旗袍窈窕、口红娇艳、高跟鞋旋转，加上“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这是女青年会正举办的交谊舞会。带头下场的颜宝玲额头明净，两腮红晕，脚步轻盈。主动伸手邀请害羞退缩的男孩子，教他们华尔兹，伦巴……
此外，女青年会还与男青年会一起，发展青年义工，组织青年剧团，排练节目，配合形势宣传，每年春秋两季都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音乐会。
在社会主义文艺演唱会上，颜宝玲不但炉火纯青继续演唱《燕子》，轻巧秀丽地演唱《喀秋莎》，还脍炙人口地演唱了闽南语通俗歌曲，最成功的保留曲目是《烧酒醉》。当时的厦门人几乎都听过她的这首歌。如果哪一天节目单没有排上这首老歌，掌声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1958年颜宝玲参与发起组织鼓浪屿合唱团，该团成为厦门最受欢迎的业余文艺团体，经常为广播电台录音或音乐会直播。同年，颜宝玲从北京开会回来，生下最小的儿子，取名京榕。（李京榕，福师大音乐系毕业后，留校教授钢琴，1986年9月赴美深造。）
1960年以后，青年会全体工作人员投入“政治学习，劳动锻炼，自我改造”。
1966年“文革”开始，活动完全停止。
厦门“一代歌后”颜宝玲出生于笃信宗教的家庭，禀赋天成，从小在众人的掌心捧着，性格得到充分发展，恋爱和婚姻几乎心想事成，学业虽稍有挫折却另有补偿，工作更是锦上添花。难怪颜宝玲一直保持着最迷人的笑涡，她的欢乐歌声与慷慨无私，温暖了身边许多人。著名歌唱家刘淑芳说过，颜宝玲常常把整个月的工资都拿出来接待来往朋友，那时可没有公款请客这一招啊。
上帝照顾着她的灵魂，音乐构造她的凡世，两者似乎要为颜宝玲的一生护航，永远不离不弃。
有谁会想到，正是这水晶一样无瘢痕的人生，抵抗不了最后那致命一击。
李未明保存了一张与母亲最后的合影。那是1965年盛夏，颜宝玲因全身心投入劳动锻炼，积极奔波而晒得黝黑，鬓发飞扬。照片外面，乌云已经狺狺逼近。母子俩毫无察觉，依然笑容满面，健康而且幸福。
四十一年前那个夏天
四十一年前那个夏天，我在做什么？我们都在做什么？
当我的大姨妈戴着高帽敲着破锣在马路边低头示众；当我的资本家外公受尽惊吓，神志不清地尿床；当我的舅舅姨妈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敢或不能探视，外婆夜夜跪在窗前求主垂怜的时候；当我的父亲早出晚归，破帽遮颜避人耳目，心惊胆颤贴着墙根溜出去，拉板车挣一口养家的饭，时刻准备着第二天被揪出去的时候。父亲的侥幸漏网，是出自居委会的庇护与宽容？还是因为鼓浪屿的重量级牛鬼蛇神实在太多，父亲只是一个脱帽右派，不够罪大恶极？
四十一年前那个夏天，我到邻街一个女朋友家去借书，她正躲在半掩的百叶窗后出神。我凑过去一看，就看到对面楼房的玻璃窗敞开着，那个仔细洗脸，用燃过的火柴梗描眉，抿一抿红纸染唇，把一条大红绸被面围在腰间，对着穿衣镜旋转成长裙的修长女子，正是每天脖子挂着一双旧鞋，双颊泼了墨汁，站在轮渡自掴耳光的女银行家。她的丈夫天天上班路过，都要锐声戳指，告诉两个幼小的儿子：“这就是你们那个不要脸的母亲！”那女人坚强地活下来了。后来移民美国，创办了好几家跨国公司。今年九十多岁了，还是爱穿红裙子。
要不要举报这一起“抗拒改造”的反革命行为，成了我俩面面相觑的苦恼。结果是，我们把窗门关紧，好像从来没有开过。
四十一年前那个夏天，我在饭桌上听到一个流星般的名字。她的消殒所引起的震惊、哀戚与默悼，掩盖在语义不明的阴影下。一件珍贵的东西被粗暴打碎了，居然是无声的，是不准大声言说的，更粗暴的是，要强迫立刻遗忘的。
颜宝玲这三个字，仿佛可以晃动的特殊音节让我浮想联翩。我牢牢记住了一个故事的隐藏主题。多年来，这里采撷一丝印象，那边获取几分头绪，我收藏这个名字周围的倾慕、惋惜、怀念，加上后来逐渐袒露的不平、愤慨与伤感。拼凑散佚的脉络，还原悲剧发生的那一天：1966年6月11日。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月初，抄家之风大兴。颜宝玲家被破门几次，拿走所有的东西，值钱的有金戒与玉坠，不值钱的有“奇装异服”的裘衣、旗袍、化妆品和高跟鞋，列为罪证展览，罪名是“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关押了二十多天，才放回家里。但是还要继续戴高帽在父老乡亲们面前游街，小儿子惊恐的目光令她肝肠寸断，想到在外地的其他三个儿子还不知道如何受牵连，做母亲的更是五内俱焚。
每天都那么漫长，直到落日坠沉，满海腥热，礁石裸身于浪花的无情撕咬。披头散发的颜宝玲，才可以获得恩准回家。她把纸糊的高帽取下，纸帽上那几个字“牛鬼蛇神颜宝玲”颠倒着，打了两个大大的红叉。颜宝玲肿胀的下肢站不稳，却还是小心翼翼地捧着纸帽，就像捧着琴谱陪小儿子去上钢琴课。因为明天，明天的明天，她还必须戴着那羞辱那重负那悲惨的红字。在自己生长过欢笑过歌唱过的街巷里，在无数认识与不认识的眼睛扫射下，一只受伤的夜莺泣血啼鸣：我是牛鬼蛇神颜宝玲，我该死，我有罪……
6月11日，离颜宝玲四十二岁的生日只有十三天。
大清早，喊着口号的红卫兵们就来了。从女青年会里搬出所有的圣经，堆积如山。家传的酸枝桌椅直接从三楼窗口掷下，摔裂成柴火，逼迫这些“主的羔羊”团团跪在火堆旁，自己动手烧毁圣经。颜宝玲是总干事，被罚跪在最前面，额前，腿上和膝盖炙烤出大大小小燎泡。身上的伤痛犹在其次，信仰的受辱与内心的绝望，令这敏感的灵魂面临崩溃。被强摁下脑袋（百合花一般优雅的头颅啊），混乱之中，是谁在她纤细的后颈上捶了一记重手？她无法抬头辨认，但是批斗围观她的人群中，有几个恶狠狠的声音却是音乐家的耳朵所确认无误的，那是她的学生，是她呕心沥血细声细气不厌其烦辛苦培养的孩子，那原本训练为歌唱的，或浑厚或纯净的嗓音，现在正用来高呼无礼的口号与唾骂。
他们是怎么啦？这个世界疯狂了吗？连上帝都睡着了吗？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旧约《诗篇》第四十二章）
颜宝玲疲惫地走上青年会的三楼，那个愁云笼罩的家。连亲戚都不敢照面的时刻，感念颜宝玲曾经多年的资助，一个普通的勤杂工，孩子们称她碧霞姨，偷偷跑上来帮她洗衣烧水，并且逼着食不下咽的颜宝玲喝下一碗家乡地瓜粥。恢复了一点力气的颜宝玲问忧心忡忡的李德亮：现在共产党也不要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已经调到鼓浪屿医院做会计的李德亮，按照妻子的吩咐，从食堂带回馒头当午饭，可是谁也吃不下。日见瘦削而喑哑的妻子情绪好像比较平静了。六岁的小儿子趁机请妈妈帮忙，钉上衣服的扣子。正在这时，有人站在楼下大声通知：“颜宝玲，下午到政协参加批斗。”颜宝玲的手一颤，针扎进指尖，渗出小血珠。
略合眼休息了一会儿的李德亮，准备下楼去上班。回头他看见妻子正站在窗口，给心爱的茶花和玫瑰浇水。谁知道他刚走到二楼，惨剧发生了。
窗门洞开，风吹起桌上一张薄纸，寥寥几字的绝笔像最简单的音符，呜咽于掐断的血喉。这封遗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楼下是坚硬冷酷的水泥地，它承接飞天倩影坠地时毫无怜恤之意。窗台上，那一个颜宝玲最喜欢的绿陶大花盆，随之从高空带落，“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支离破碎，洁白的花瓣被染成殷红。
既不见六月雪飘飘洒洒，也不见滂沱大雨泪落九天。天晴得发白，仿佛把万物投下的影子都烧融了。
对于李德亮，那天是一片回忆不起来的漆黑；对于孩子们，那天是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要过好几天，福建省艺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李未明，被勒令褪下红袖章，归类到“黑七类狗崽子”的那一刻，他才预感到家里发生了灾难。
一个月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都说颜宝玲如果刚强些，咬紧牙关撑过风口那几天，也许就不会选择那一步深渊。也许？我却不以为然。对于一个极敏感、极自尊、极高洁的女性，她的羽毛容不下半星污秽，她的心弦经不起重蹄乱踩，她的教养扶持不起咆哮而倾倒的天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对于别人可能仅是衣服上的瓢泼脏水，总能洗净，对于颜宝玲却是一针毒剂，正中死穴，因而无赦。
过了一年多，通知李德亮去领二百元丧葬费。
颜宝玲坟前的青草，已经过膝。
美丽的弱音
一个县长，呕心沥血带领农民种树十年，终于治理住流沙，改变了一方风水。这个累死在林海绿荫下的县长，其塑像被百姓们自发供奉起来，终年香火不断；一个富豪，耗巨资给自己家族修建高楼大厦，这座巨宅成了旅游观光点，富豪的名字写在门口的“重要历史建筑铜牌”上；而一位女高音，为家乡人民整整歌唱三十年，放弃了她自身许多可能的利益，难道就没有人关心，不需要记住她的名字？在新出版的《厦门音乐家故事》一书里，没有颜宝玲的专属条目。也许她的故事结尾还是不方便说起？可以告慰颜宝玲的是，她的名字出现在儿子李未明的生平事迹里，淡淡几笔。
历史书里有年代更替，有大事记，可是没有个人命运，没有眼泪也没有失眠之夜。将来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讲述这段历史，怎么解释那些专有名词如“批斗”、“牛鬼蛇神”、“划清界限”和“早请示晚汇报”，就像现在的孩子们向我们解释四维空间、QQ聊天网、超女和GPS等新名词。
有一个老话题：如果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中国人会怎样？
颜宝玲是本地知名的艺术家，也是当年千万个受害者中最普通的一个。而今，我们怀着沉痛的忏悔之情，追忆他们的音容，感谢他们的贡献，并且警醒着：真有沉渣泛起的那一天，如果个人的力量不足扭转乾坤，至少不要做帮凶，不要趁混乱之中对谁下手。如果我是那一个被拗折的肉身被唾弃的无辜灵魂，我要告诉自己活下去，活下去，哪怕仅仅为了有一天，可以挺身站直，大声说不，可以在阳光下穿红裙子。
为什么巍峨的山岳
不能代你肩起沉重的锁链
就这样轻飏而去了吗
一个美丽的弱音
在千百次演奏之中
永生
——摘自1981年9月拙作《奔月》
(本文参考了叶克豪先生的文章《令人惋惜的休止符》，并经李未明先生多次细心勘误过。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