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守着棺材，反复问：“谁在里面？是你吗，我的好儿子？”
我只能重复这一句话：“谁在里面？是你吗，我的好儿子？”
大家都以为我精神失常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了解我儿子是怎么阵亡的，我去找军委会。
“请你们告诉我，我儿子是怎么阵亡的？在什么地方阵亡的？我不相信他会被打死。我觉得我埋葬的是个铁箱子，而我儿子还在某地活着。”
军委会的人火了，甚至申斥起来：“此事禁止张扬。可是您到处窜，到处讲，说您的儿子阵亡了。此事禁止张扬。”
我生他的时候，受了几天几夜的罪。当我知道生的是儿子，疼痛也就消失了，总算没有白受罪。从那天起，我最担心的人就是他，因为我没有别的人了。
我们住简易宿舍，屋子里放着我的一张床，一个儿童车，还有两把椅子。我在铁路局当扳道工，工资六十卢布。从产院回来的当天，我就上了夜班。我总是推着儿童车去上班，我带上电炉，把他喂饱，他睡觉，我在迎送火车。等他稍稍长大，我就把他一个人留在家中，把他的小脚和床拴在一起，自己去上班。
他长成了一个好孩子。
他考入彼得罗扎沃茨克建筑学校，我去看望他，他亲了我一下就跑了，我当时甚至感到委屈。过了一会儿，他进了屋，笑着说：“姑娘们马上来了。”
“什么姑娘们？”
原来他刚才是跑到姑娘们那儿去夸耀，说他妈妈来了，他让她们也来看看他有一个怎样的妈妈。
谁给我送过礼物？没人送过。
“三八节”他回来了，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来，好儿子，让我帮你一把。”
“妈妈，提包太重。您拿着我的图纸筒吧！可是您要当心，里面是图纸。”
我这样捧着，他还要检查一下，看我是怎么拿的。里面是什么图纸呢？
回到家，他脱衣服，我赶快进厨房：看看我做的肉饼。我抬起头来，他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三枝红色的郁金香。这是在北方，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呀？为了不让鲜花受冻，他用布裹住，装在图纸筒里。从来没有人给我送过鲜花。
夏天，他去了建筑工程队。恰好在我生日前夕，他回来了：“妈妈，请您原谅，我没有写信向您表示祝贺，可是我给您带来了……”
说着就把汇款通知单拿给我看。
我念着：“十二卢布五十戈比。”
“妈妈，您不认得大数了，一千二百五十卢布……”
“这么多钱，我从来没碰过，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个写法。”
他得意洋洋地说：“从今以后，您休息，我工作，我能够挣很多钱。您还记得吗？我小时候曾经保证过，长大以后，我来赡养您。”
他确实说过这种话。如今，他身高一米九六，他抱我时，就像抱一个小女孩。我们也许再也没有别人陪伴了，所以才相依为命。我简直不知道，我将来怎么能把他交给他的妻子。我可能会受不了。
入伍通知书寄到家里，让他去报到。
他希望能当上空降兵：“妈妈，空降兵部队在招兵。不过他们说我不会被录取，因为我身高力大，会弄断他们的伞索。空降兵们戴的贝雷帽可真漂亮……”
不过，他还是被分配到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了。举行入伍宣誓时，我去了。我认不出他了，他挺着胸膛，再不为自己的身高而难为情了。
“妈妈，您怎么长得这么小呀？”
“因为我总发愁，所以就不长个儿。”我想跟他开玩笑。
“妈妈，我们部队被派往阿富汗，但不让我去。为什么您不再生一个女儿？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让我去了。”
他们举行入伍宣誓大会时，很多家长都参加了。我听见有人在问：“茹拉夫廖夫的母亲在场吗？大娘，请您过去祝贺您的儿子吧！”
我走了过去，想用亲吻祝福他，可是他身高一米九六，我怎么也够不到他。
指挥员下令：“列兵茹拉夫廖夫，弯下身去，让妈妈吻吻你。”
他弯下身，我们亲吻，这时有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唯一一张他当军人时的照片。
宣誓以后，给了他几个小时的假，我们就到公园去了。我们坐在草坪上，他脱下皮靴，两只脚都磨得血淋淋的。他们刚进行过五十公里急行军，没有46码的皮靴，只能发给他一双44码的。他没有抱怨，反倒说：“我们跑步时，还背着装满沙子的背囊。您猜我得了第几？”
“穿着这么一双皮靴，还不得倒数第一。”
“不对，妈妈，我是正数第一。我跑步时，脱掉了皮靴，而且没像别人那样把沙子撒掉。”
我想为他做件意外的事：“好儿子，咱们到餐厅吃顿饭好不好？咱们母子还从来没进过餐厅。”
“妈妈，还不如给我买一公斤冰糖，那才是礼物呢！”
熄灯前，我们分手了。他走时举起那包冰糖，向我挥手。
我们这些家长被安置在部队体育大厅的软垫上。天快亮时，我们才躺下，大家整夜围着兵营转，我们的孩子们就在那儿睡觉。号声响了，我猛然起来，他们会去出早操，说不定还能见上一面，哪怕远远地瞅他一眼也好。
他们跑步，所有人穿的都是同样的横条背心，我疏忽了，没有发现他。
他们排着队去厕所，排着队出操，排着队进食堂。他们不许单独活动，因为当这些小伙子听说要派他们去阿富汗时，有个人在厕所里上了吊，还有两个人割了静脉。现在他们被看管起来了。
我跟大家上了公共汽车，父母中只有我一个人在哭。好像有人偷偷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跟儿子见面了。过了不久，他来了信：“妈妈，我看见了你们乘的大汽车，我拼命地追赶，想再见你一面。”
当我们俩坐在公园里时，广播里正在唱《亲爱的母亲为我来送行》。如今每次听到这支歌……
第二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从喀布尔向您问候……”看完了信，我叫喊起来。邻居们闻声跑来了。
“法律何在？保护何在？”我用头撞桌子。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甚至连沙皇时代征兵也不征独生子的，可是现在派他去打仗！”
自从生了萨沙以后，我第一次后悔没有改嫁，没有人可以保护我。
以前萨沙有时逗我：“妈妈，您为什么不再嫁人？”
“因为怕你忌妒。”
他笑一阵，就再也不说什么了。我们俩计划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
我又收到几封信，然后就没有音讯了，那么久没有音讯，我不得不写信给他的部队首长。萨沙马上回了信：“妈妈，以后不要给部队首长写信了。您可知道，我挨了怎样的训？我的手被胡蜂给蜇了，所以没能给您写信。我不想求别人代笔，别人写的字会让您担惊受怕的。”
他是可怜我，才编造出这些瞎话，好像我每天不看电视，不会猜到他其实是受了伤。如今，只要一天没有信，我的腿脚就会变得不灵便。
他辩解说：“哪能天天写信呢？要知道我们用的水，都是十天才运来一次。”
有一封信是愉快的：“乌拉，乌拉！我随一支队伍前往苏联，我们一直走到边界，再往前就不让去了。但是我们远远眺望了一下祖国，没有比那里更好的地方了。”
最后一封信里，他写道：“如果我能熬过夏天，我就会回来。”
8月29日，我想，夏季结束了。我给他买了一套衣服、一双皮鞋，我把衣服挂在衣柜里……
8月30日，上班之前，我摘下了耳环与戒指。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不想戴。
8月30日，他阵亡了……
儿子死后，我能活下来，得感谢我弟弟。整整有一周的时间，他天天夜里像狗似的躺在我的沙发床旁边……他在守护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到阳台上，从七楼跳下去……
我记得，他们把棺材抬进屋子后，我扑在棺材上量来量去……一米，两米……我儿子有两米高……我用手量，看看棺材是否能容得下他……我像个疯子似的跟棺材说话：“谁在里面呀？好儿子，是你吗？……谁在里面呀？好儿子，是你吗？谁在里面呀？好儿子，是你吗？”……他们给我运来的是钉死的棺材，他们说：“大娘，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我都不能最后吻他一次，不能爱抚他一下……我甚至不知道，他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说，我要亲自在公墓里为他选一个地方。他们给我注射了两针，我便和弟弟一起去了。主林荫路的两旁，已经有一些“阿富汗人”的坟墓了。
“把我的好儿子也埋在这里。他在这儿，和自己的弟兄们在一起，会觉得愉快些。”
我不记得是哪些人和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位首长摇摇头说：“禁止把他们葬在一起，要把他们分散地埋在公墓各地。”
哎呀，我听后火冒三丈。哎呀，我立刻变得恶狠狠的了。“别生气，索妮娅。千万别生气，索妮娅。”弟弟哀求道。
我怎能善良呢？电视里播的是他们在喀布尔……我恨不得拿起机关枪，把所有人都打死……坐在电视机前，我就“开枪”……是他们打死了我的萨沙……后来，有一次播一个老太婆，应该是阿富汗大妈，她两眼直盯着我。我心想：“她的儿子也在那边呀，也许他的儿子也被打死了？”看见她之后，我不再朝电视机“开枪”了。
也许我应该从儿童院抱养一个男孩回来？……淡褐色的头发，长得像萨沙那样……不，我怕男孩……最好抱个女孩……男孩以后会被征去当兵，然后被打死……到那时，我们两人一起等待萨沙……我不是疯子，但我要等他回来……据说有过这么一件事……他们把棺材给母亲运回来，母亲把它埋葬了……过了一年以后，他回来了，活人一个，只是身上有伤……母亲的心都已经碎了……
我在等他回来……我没有见过他死去的身体……我没有亲吻过他……我在等待……
——一位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