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像鼹鼠一样住在地底下……但姑娘家的一些小摆设、小玩意儿却一直保存着。春天到了，折下几根柳枝插起来，心情就愉快不少。因为明天你就可能不在人间，看到这些婀娜的柳枝就会想起我们自己，提醒自己，记着自己……一个姑娘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毛料衣裙，我们大家都很羡慕，虽然军队里是不允许穿个人衣服的。我们的司务长，他还是个男人呢，却喜欢唠唠叨叨：“要是给你寄来一张小床单也好啊，那倒是更有用处呢。”确实，我们连床单和枕头都没有，都是睡在树枝和稻草上面。但我自己也偷偷藏着一副耳环，每到夜里我就戴上耳环睡觉……
当我第一次被震伤后，耳朵听不到声音，嘴巴也不能说话了。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的嗓音不能够复原，我就一头扎到火车轮下算了。我是那么喜欢唱歌，突然却失声了怎么行。幸好，后来我的声音又回来了。
这下我可高兴了，还把耳环也戴上了。上岗的时候，我高兴得大声喊起来：
“上尉同志，哨兵某某向您报告……”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
“你给我离开！”
“怎么了？”
“立即脱掉耳环！这算是什么军人？”
上尉长得非常英俊，我们所有的女孩都有点为他痴迷。他常对我们说，战争期间需要的是军人，只是军人。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是我也还想做美女嘛……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害怕，生怕腿受伤，我有一双美丽的长腿。对于男人来说，这又算什么啊？他们就不那么害怕，就算丧失了双腿，反正他们都是英雄，照样可以做新郎！而一个女人如果瘸了腿，那她一生的命运就算是定了。女人的命运啊……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谢洛克娃
（中士通信班长）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乐观……我觉得必须尽可能多地开口去笑，因为女人就应该有光彩。在上前线之前，一位老教授这样教我们：“你们应该对每一个伤员说你爱他，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爱。爱能救人，给人活下去的力量。”伤员躺在那里，他疼痛得忍不住哭出来，而你对他说一句：“我亲爱的，我的宝贝……”要是对方问你：“你爱我吗，小妹？”（他们对我们这些年轻女孩都叫小妹。）我们就回答：“当然，我爱你。但你要快点好起来哦。”伤员们可能因为太痛苦而开口骂人，但是我们绝不能。一句不礼貌的话语都会使我们受处罚被关禁闭。
很困难……当然很困难……比如当身边清一色都是男人，你还要穿裙子爬上车的时候。专用救护车是高高的大卡车，你必须要爬到最上面去！你试试看……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上尉，外科医生）
上级让我们上了火车，是货车车厢……我们只有十二个女生，其余全部都是男人。火车行进了十到十五公里就停下了。但就是这十到十五公里，让我们陷入尴尬的僵局。既没有水又没有厕所……你明白吗？
男人们在停车附近燃起了篝火，脱下衣服，一边抓虱子，一边烤火。我们能去哪里呢？我们得跑到一些背静的地方去换衣服。我穿的是一件针织毛衣，虱子钻在每一个缝隙中、每一毫米的毛衣小孔里。看一下就感到恶心：头虱、体虱和阴虱，我身上全都有了……但我不能和男人们待在一起……怎么能和男人一起烤火除虱子呢……丢死人了。我干脆就扔掉了毛衣，只穿着一件裙服。不知道在哪个车站，有个不认识的女人脱下一件上衣给我，还有一双旧鞋子。
又乘了很长时间的火车，接下来还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冰天雪地啊。我一边走一边不住地照镜子：我没有被冻伤吧？可是到了晚上，我就发现脸颊冻伤了。在这之前我啥都不懂……我听说脸颊冻伤时，都是白色的。可是我的脸却是通红通红的，很好看。我就想，既然还挺漂亮，不如就这样冻一冻吧。可是第二天就变成黑色了……
——娜杰日达纳·瓦西里耶夫娜·阿列克谢耶娃
（列兵报务员）
我们当中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有一次我们去洗澡，澡堂附近有一个理发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互相看着，给眉毛和嘴唇化了一番妆。结果军官训斥了我们一顿：“你们是打仗还是跳舞来了？”我们大家都哭了整整一夜，把妆都涂抹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军官又走来走去对每一个女兵重复说：“我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淑女名媛。美女在战争中是活不下去的。”真是位非常严格的指挥官。而在战争之前，他是一个数学老师……
——阿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谢列格
（下士，航空气球员）
我觉得我走过了两个人生，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人生……
我一进学校就开始讲军事纪律：除了上课就是走队列，在宿舍里一切也都按章行事，对我们女孩子没有任何宽容。一天到晚就是听到：“别说话！”“谁在偷偷说话？”可是每到晚上，我们就急着要坐下来缝衣绣花……女人嘛，反正就是这点记性……任何时候都放不下。我们已经背井离乡，没有家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就不是女人了。上级只给我们一小时休息：还只能坐在列宁主义学习室里写信，也可以自由地站着交谈一会儿，但是不许笑出声来，更不许大喊大叫——这些统统都是纪律。
能唱歌吗？
不，不能。
为什么不能唱歌？
有规定的。必须是集合列队时上级下令唱歌，才可以唱。要听命令：“开始，唱歌！”
其他时候就不能唱歌？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
这很难习惯吧？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习惯。你仅仅来得及睡觉，而且还常有紧急集合：“马上起床！”就像风一样把我们吹下床来。你开始穿衣服，可是女人的衣物总比男人要多，手忙脚乱的。最后就把腰带拿在手里急忙跑到存衣室去，再边跑边穿大衣冲进武器库，在那里把挖掩体的铁铲套上套，固定在皮带上，再挂上子弹盒，扣紧腰带。然后背起步枪，一边跑一边扣上枪栓，沿着楼梯从四楼跑下去，简直可以说是滑下去的。最后急急忙忙站到队列里。一切都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
在前线就是这样子……我的靴子大了三个尺码，像两只弯曲的船，灌满了灰尘。女主人送给我两个鸡蛋说：“带着路上吃吧，这么单薄的身子，一会儿就倒下了。”这两个鸡蛋很小，我悄悄地打碎它们，不让她看到，用这两个鸡蛋洗干净了我的大靴子。当然我也想吃，但是女人爱美的天性占了上风。您都想不到那件大衣多么粗糙，那身行头多么沉重，从皮带到其他，全都是男式的。我特别不喜欢大衣摩擦我的脖子，还有这双靴子，走路都歪了，一切都改变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是多么悲惨，而行军是最惨的时候……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
（少尉，工兵排长）
把我们变成战士可是没那么容易哦……真的没那么简单……
上级下发制服时，司务长召集我们列队，说：“鞋尖要对齐！”
我们赶紧对齐鞋尖。鞋尖倒是对齐了，但是我们人又靠后了，因为靴子是四十到四十一码。司务长还在不住地叫着：“鞋尖，鞋尖！”
接着又下令：“学员们，看齐第四位的前胸！”
我们当然做不到，他就厉声大叫：“你们在上衣口袋里都装了什么东西？”
我们都笑了起来。
“不许笑！”司务长大叫。
为了准时而正确地办好欢迎仪式，从椅子到标语，一切都必须做好。哈哈，司务长对付我们这些姑娘，也算是吃足苦头了。
有一次进城，我们列队去澡堂洗澡。男兵在男澡堂那边，我们在女的这边。可是一走进女澡堂，就听见里面的女人们尖叫起来，还有的女人赶紧遮住自己的身体，喊道：“大兵进来了！”原来她们已经分不清我们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了，我们头发都剪得很短，又是清一色不分男女的军装。还有一次我们进厕所，结果里面女人都跑去把警察叫来了。我们就问警察：“那么请问我们应该去哪里解决呢？”
警察就转身大吼那些女人：“这些都是女孩子啊！”
“什么女孩子啊，都是大兵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斯捷潘诺娃
（少校，火炮营通信连长）
我只记得一条道路，那条我们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的道路……
当我们到达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时，上级本来想把我们留在师部。他们说：“你们都是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我们回答说：“不，我们都是狙击手，请把我们派到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上级又对我们说：“那就把你们派到一位很爱惜姑娘的上校那个团去吧。”指挥官的性格脾气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这样告诉我们。
这位上校是用这番话迎接我们的：“姑娘们你们瞧，你们来到战场，是要打仗的吧，那就打仗吧，可是别的事情你们可不能做。周围都是男人，根本没有女人。鬼晓得该怎么才能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件事。战争，女孩子……”他很清楚，我们还完全是孩子。第一次有敌机来空袭时，我就坐在那儿用双手抱住脑袋，后来我才想到，手也舍不得啊。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去死。
我还记得进入德国以后……哦，太好笑了！在一个德国小镇，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城堡过夜，城堡里有很多房间，好大的前厅。好美丽的大厅啊！衣橱里挂满了漂亮衣服，都是女孩子的衣服，每一件都适合自己。我很喜欢一件鹅黄色的裙子，还有一件长裙，美得没法形容，长长的、轻飘飘的……觉得只有在普希金的诗歌中才会有的！已经到时间躺下睡觉了，所有人都累坏了。我们就穿上这些衣服躺下睡觉，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马上就睡着了。我就穿着那件黄色裙子，外面再套上长裙……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主人逃走了的帽子店里，一顶一顶地试戴帽子，为了哪怕多一点点时间戴帽子，我们整整一夜都是坐着睡觉的。早上醒来……我们对着镜子再照一次……然后把帽子全都脱下来，依旧穿回我们自己的军上装和军裤。我们什么都不能拿，行军路上就是多一根针都嫌沉重。但最后还是偷偷把一个小匙勺塞到自己的靴筒里，这就是全部了……
——贝拉·伊萨科夫娜·爱泼斯坦
（中士，狙击手）
男人……他们是另一类人……不是都能理解我们……
但我们大家很喜欢普季钦上校，都叫他“老爸”。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很了解我们女人的心思。在莫斯科城外撤退时，是最艰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
姑娘们，莫斯科就在我们身旁。我会为你找来一个美发师，你们可以画画眉毛，卷卷睫毛，烫烫头发。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可是我希望你们个个都保持美丽。战争是持久的……不会很快结束……
上校还真的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个理发师，我们都烫了头发，自我美容一番。那天我们真是好幸福、好开心……
——季娜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霍马列娃
（报务员）
那次我们越过拉多加湖的冰面向敌人进攻，遭遇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冰水，人一受伤倒下，就会马上沉入水底。我爬来爬去地给伤员包扎。当我爬到一个双腿都被炸断的战士身边时，他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却推开我，扑向自己的小“精品袋”，就是一个口袋。他是在找自己的应急口粮袋。人都快死了，还在找吃的呢……我们在冰雪中行军时，都是自己携带食物。当时我想给他做包扎，他却只知道把手伸进自己的口粮袋中，不管里面有什么。一些男人好像是很难忍受饥饿的，饥饿在他们看来比死还要痛苦……
关于我自己我也就是记住这些……开始是怕死……然后在内心里是担忧和好奇相伴而生，再后来，就是既无害怕也无好奇了，就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无时无刻不是到达了力量的极限，或超越了能力的极限。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担心：死后会不会样子很难看。这就是女人的恐惧：只要不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就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样子，我自己就收集过炸碎的残肢……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卫生指导员）
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我们在沼泽地急行军，不断有人倒在泥淖中。有的是受伤了，有的是死掉了。没有谁愿意死在这片沼泽地里，黑色沼泽地。呶，一个年轻姑娘怎么能那样躺在沼泽地里呢……还有一次，我们已经打到白俄罗斯了……在奥尔沙大森林中，到处是小灌木樱桃，花是蓝色的，整片草地都是蓝色的。要是死在这样的花丛中也值了！安静地躺在这里……那时候真是傻啊，只有十七岁……我想象自己就应该那个样子去死……
那时候，我以为死后就像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次我们彻夜在谈论死亡，但只有那一次。我们后来再也不敢说出这个字眼了……
——柳波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雅
（列兵，侦察员）
我们整个飞行团全都是女性……1942年5月，我们飞往前线……
上级分给我们的是“波2”型飞机。这种飞机体积小、速度慢，只能低空飞行，往往还是超低空飞行，贴着地面飞！战前都是年轻人在飞行俱乐部学习驾驶这种飞机，没有人想到它也会被用作军事目的。这种飞机是木质结构，完全是由胶合板制成的，外面再覆盖一层高密度帆布，其实也就是纱布。这种飞机只要一被命中就会燃烧，像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燃烧，直到坠落，就像划一根火柴那样，瞬间就会熄灭。机内唯一的固体金属零件就是M-II型发动机。后来，都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发给我们降落伞，并在驾驶舱内配备了一挺机关枪，在那之前是没有任何武器的，只有在起落架下面挂了四个炸弹，这就是全部装备。现在人们把我们的飞机称为“神风”，是啊，我们那时就是“神风敢死队”。是的，我们就是敢死队！而胜利的价值远高于我们的生命。一切为了胜利！
您问我们是如何挺下来的？我来回答您……
退休之前，我一直为这样的想法而苦恼：我不工作会怎么样？为什么在五十岁之后我还要读完第二个大学？我成了历史学家，其实我应该毕生都是地质工作者，但是一个优秀地质学家应该一直在野外工作，而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医生来给做了心电图之后问我：“您何时发作过心肌梗死？”
“梗死是什么？”
“您的心脏中有些疤痕。”
这些疤痕显然就是战争留下来的。当我在目标上空盘旋时，整个身体都发抖，全身打哆嗦，因为身下是一片火光：战斗机向你射击，高射炮对你开火……有些女孩被迫离开飞行团，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我们飞行大多是在夜里。有段时间上级试着派我们白天去轰炸建筑物，但马上就放弃了这想法。因为我们的“波2”连冲锋枪都能打中……
我们都是每天午夜十二点之前起飞。我看到过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波科雷什金，那天他正好打完空战飞回来。他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也就是二十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和我们年龄相仿：飞机加油时，技术员只来得及把他的衬衫脱下来拧一拧，汗水就像下雨一样流出来。现在不难想象当时我们是怎样做事情了吧？我们完成任务飞回基地时，连爬出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了，得要别人把我们拖出来。我们也无力背着飞行图囊，只好在地面上拖着走。
我们女机械师的工作就更甭提了！她们要徒手把四个炸弹，一共有四百公斤重，一次都挂上飞机。就这样，整个夜晚，一架飞机起飞，又一架飞机降落。我们身体机能全都变了，整个战争的几年中我们都不是女人了，失去了女性的那事情……每个月来的那事……呶，您是明白的……战争结束后，有些人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抽烟，只有在抽烟时我才能感觉一点点安慰。上天飞行时全身都会颤抖，只有点燃一根烟才能冷静下来。我们穿着皮夹克、长裤和套头军装，冬天还要穿男式皮上装，行为举止不由自主就变得男人气了。战争结束后，上级给我们缝制了卡其套裙，我们才突然觉得我们还是女孩子……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波波娃
（近卫军中尉，飞机领航员）
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枚奖章……是红十字会发的南丁格尔国际金质奖章。所有向我表示祝贺的人都惊讶地问：“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四十七个伤员背出来啊？在军报照片上的你是一个很娇嫩的小丫头呢。”其实还有人计算我当时可能救出了两百多人呢。我从来都没把这些记在脑袋里，我们那时还不明白数字的重要性。战斗在进行，人们在流血，我怎么可能坐下来记录我救了多少人？我从来没有预计过冲锋何时结束，只是在战火中爬啊爬啊，来来回回地救伤员。如果他身上中了一个弹片，我却要过一两小时才爬到他身边，那人家早就流尽了血，我等于什么都没做。
我身上三次受伤，还有大脑三次震伤。在战争中，有人梦想早日返乡，有人梦想打到柏林，而我只是在想，我能不能活到生日那一天，活到满十八岁。不知怎的，我很害怕自己会早早死掉，甚至不能够活到十八岁。我穿着男人的裤子，戴着男人的帽子。因为总是要用膝盖跪着爬行，身上还要背着沉重的伤员，我总是破衣烂衫。简直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还有可能站起来在土地上直立行走，而不再爬行。这在当时只是个梦想！有一天师长不知为何来了，看到我，就问：“你们怎么还招这样的少年当兵啊？你们怎么把她留下来的？这样的孩子本来应该送去上学的。”
我记得有一次绷带不够了……那种机枪扫射的伤口非常严重，用尽了所有的急救包也不够。我就把自己的内衣撕了下来，又转身向小伙子们请求：“脱掉你们的内裤和背心吧，我的伤员都要死了。”他们都脱掉内衣内裤，撕成碎条。我看着他们也不觉得难为情，就像和哥哥们在一起，我就像个小男孩生活在他们中间。我们行军时，都是三个人手臂挽在一起，中间的一个就可以睡一两小时。然后我们再换一个人到中间。
我一直打到了柏林，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索菲娅·孔采维奇，来到此地，是为了消灭战争。”
我看到无名烈士墓，都会在墓前下跪。在每一个无名烈士墓前……都只是下跪，不说一句话……
——索菲娅·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奇
（步兵连卫生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