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得很像我爸爸……一看就是他的女儿……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一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排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对读书着迷，被丽吉娅·察尔斯卡雅10的爱情小说感动得痛哭流涕，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们家人一起去顿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战争。携带军事委员部特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号啕大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上战场。我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干脆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你还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就请你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
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诗歌，在从地里回家的长长道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在逼近。10月17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人们纷纷离家疏散。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说：“你们都还年轻，要逃生去啊。”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平底凉鞋扔掉了，我们是光着脚走进这个哥萨克镇的。火车站站长提醒所有人：“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着脚丫子踩进燕麦里，用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儿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那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好人。永远不能忘记！不管怎样，都不会忘记。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梅德韦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都要冻成冰棍了，动都动不了，只好站在那儿，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断骨头。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幸亏有和我们一起来的什么人还记得我们。来了一辆装满人的四轮大车，他们就把我们拴在车子后面，给我们穿上棉袄说：“你们得走走路，不然会冻死的。身上没暖过来，不能让你们上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
弗兰克村，又叫五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主席听说我是从列宁格勒来的，而且念完了九年级，高兴得很：“这很好，你就留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
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农庄主席身后挂着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
“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
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干净。天冷得滴水成冰，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紧紧拧住并且生锈的螺丝钉好像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想故意为难似的，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像是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样。他是集体农庄唯一的正规拖拉机手，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脏话。“嘿，他妈的！”……他骂的声音倒是很轻，但是我还是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两万公里、在设备账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当然又是一顿臭骂：“嘿，他妈的！”……
我在战前连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在这里却开上拖拉机了。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得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嘿，他妈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样……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生产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嘿，他妈的！……我命令你开，就这样开！去吧。”……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真是有些奇怪：轴承怎么不对劲啊？我觉得拖拉机在不断跳动，赶忙停下来，好像又没什么了。等到再踩油门，它又跳动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坐垫下面突然间“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赶紧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都已经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这是我在战争中第二次哭鼻子。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生产队长争辩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转过身一看，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嘿，他妈的！……
拖拉机站长也心里有数，问道：“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按照战时法律，这就应该抓去送审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坏。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生产队长说：“你为什么没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么能把孩子们送交法院受审！”
他们经过了几次交涉，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儿以后，队长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娘。我倒是学会骂娘了……嘿，他妈的！……狠狠地骂人……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妈妈也来到这个集体农庄，我们又有了家。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到哪儿去？”
“难道要别人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国法西斯），这该有多么不习惯！而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本来完全应该稍微等一等：再过四个月我就满十七岁了。就算没有十八岁，至少有了十七岁，那就谁也不能把我赶回家了！在区委还算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他们指出我的年龄问题时，我就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且宣布绝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兵役委员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兵役委员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他很同情我。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凑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就这样，我通过了。
1942年11月10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我们在卡梅申宣过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但是从各部队到此补充兵源的“雇主”们，也是尽量不想看见我们，总是想法摆脱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
不过，当“司机、拖拉机手、机械员，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发出，我们应声跨出了队列。这次的“雇主”是一个年轻上尉，他没能够摆脱我，因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开口。
“你们为什么只要男人？我也是个拖拉机手！”我说。
他听了我的话，挺奇怪：“不可能吧！那么，说说拖拉机的操作规程。”
“一、三、四、二。”
“你烧坏过轴承吗？”
我老实地承认我烧坏过两副轴承。
“好吧，我收下你。就为了你的说话诚实。”他点点头，走开继续问别人去了。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来的还有身边两个女友呢，上尉只好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嘿，他妈的！……
部队首长在会见补充人员时，问上尉：“你怎么把这几个姑娘带来了？”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说是因为他看我们很可怜：“她们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个单位，会像山鸡一样被打死的。”
首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好吧，一个到厨房，一个到仓库，那个有点文化的，到司令部来当文书。”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真是怜香惜玉。”
我们三个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当文书，那不行！这叫“怜香惜玉”？我忘记了军队的纪律，直接就怒吼起来：“我们都是志愿者！是来保卫祖国的！我们必须参加作战部队……”
大概因为我态度很坚决，上校居然马上让步了：“要去作战部队就去吧。那两个姑娘到流动组开机床，这个利嘴姑娘，去装配发动机。”
就这样，我们在第四十四自动装甲坦克野外检修场开始了工作。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在称为流动服务队的汽车上安着几种设备：铣床、镗床、磨床、旋床，还有电站、浇注组和硫化组。每两人一组，操作全部车床，一个人要不歇气地连续干十二个小时。早、中、晚饭都由副手替换你。要是两人中一个去出公差勤务，那么，留下来的那个就得一气工作二十四小时。常常要浑身是雪、浑身是泥地干活，就是在敌人轰炸时，工作也不能停下。已经没有人说我们是美女了。当然在战争中大家还是都怜惜美女，比平时更加怜惜，这是事实。不忍心参加她们的葬礼……不忍心给她们的妈妈写阵亡通知书……嘿，他妈的！……
我现在还经常做战争梦……我知道做了些什么梦，但是却很少记得住细节，不过会留下感觉，那是在战争中的什么地方……我又回到了战场……在梦境中，一瞬间就可以完成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一次我把梦与现实混淆了……我梦见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刚下班回来躺了两个小时，轰炸就开始了。嘿，他妈的！……我心想，宁可被炸死，也不能让这两小时的甜蜜睡眠被破坏。附近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房子都摇动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告诉你吧，我当时毫不惧怕，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只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袭后，我的一颗蛀空了的牙齿松动了。即使这样，也没松动多久。战后的五年里，我身体的各部位常常出现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专家诊断，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迄今还会把自己看成是绝对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在得知我的岁数后，惊愕了：“才二十四岁，全身植物性神经系统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往后你到底打算怎样生活？”
我回答说，我打算好好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我还活着！战争中我是那么梦想活下来！不错，我是活了下来，可是战后的安生日子没有超过几个月，我就开始全身关节肿胀，右臂疼得要命，不听使唤，视力不断衰退，还有肾下垂、内脏转位，等等。就像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植物性神经系统全乱了。我在整个战争中的梦想就是继续学习。但对我来说，大学却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提前了一年大学毕业，否则真没精力读下去了。战争的四年中，我就穿着一件军大衣度过冬天、春天和秋天，还有一件发白的褪色军便服……嘿，他妈的！……
——安东尼娜·米隆诺夫娜·连科娃
（野站装甲车车间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