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我要说话，统统说出来！总算有人愿意听听我们说话了，我们沉默了这么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声，都几十年了。从战场回来的第一年，我说啊说啊，可是没有人要听。于是我静默了……现在你来了真好。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人，我知道有人会来，一定会来的。那时我还年轻，纯洁无瑕，真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甚至记不得了……
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和闺密谈到战争，我们都坚信不会打仗的。我和她去电影院，正片前放的新闻纪录片就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画外音解说深入我脑海中：德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
可是不到一个月，德国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们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还为我头几个孩子是姑娘挺高兴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唯独咱家没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们呢，都是丫头片子，儿子们呢，又太小……”我们全家人都很为此而难过。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后，我就上了前线……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列兵，卫兵员）
最初那几天……城市一片混乱，充满动荡不安和冷漠的恐惧。人人都在抓间谍，彼此之间都要敦促对方：“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甚至没有人敢想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崩溃了，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被打散了。我们还被教导说，我们将到别国土地上去作战。宣传部门说：“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会放弃……”事实是我军正在败退……
在战争之前早就风传希特勒准备侵略苏联了，可是这些言论被全面杜绝，有关部门严禁传播……您知道那是什么部门吗？它叫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是肃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议论，不管在家里、在食堂，或者筒子楼里，就必须躲进自己房间锁上门，或躲在浴室里打开水龙头。但是，当斯大林说话时，当他向我们发出号召，说“兄弟们姐妹们”时，人们顿时都忘记了自己的不满……在我们家里，大舅正在蹲劳改营，他是铁路工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谁抓的他吗？是内务部……他是我们最喜爱的舅舅，我们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对此坚信不疑。他在国内战争中还立过功……但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后，妈妈对我们说：“我们先保卫祖国，然后再申诉自己的冤情。”我们全家人都是爱祖国的。
我立即跑到征兵委员会，是带病去的，扁桃体发炎还没完全退烧呢。但我迫不及待了……
——叶莲娜·安东诺夫娜·库金娜
（列兵，司机）
我母亲没有儿子，她一共养了五个女儿。我对音乐有出色的感觉，曾经梦想进音乐学院学习。但是听到广播里宣布战争爆发后，我立即决定要把自己的天赋听力用到前线上去，我可以当通信兵。
我们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我们都自愿上了前线。全家都上前线了：一个妈妈和五个女儿。父亲那时早已经在作战了……
——安东尼娜·玛克西莫夫娜·克尼亚杰瓦
（下士，通信兵）
我们大家都有个相同的愿望：上前线。害怕吗？当然有些怕……不过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却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是啊，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你们只能当调配员，而且没工夫教你们打枪。”
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候在车站上。看到我们要集合，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达吉扬娜·叶菲莫夫娜·谢苗诺娃
（中士，调度员）
形势在急速变化……我还记得最初那些日子……妈妈每天黄昏就靠在窗边祈祷，我以前还不知道妈妈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对着天空祷告。
我原来是个医生，就入伍了。我是出于责任感而参军的。女儿上前线去保卫祖国，老爸很高兴。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领取了我的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儿要上前线了……
——叶夫罗西尼亚·格里戈利叶夫娜·勃柳思
（大尉，医生）
那是夏季，是最后一个和平的日子……晚上我们都去参加舞会，那年我们都是十六岁，出来进去都结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个再送另一个。我们还不确定谁和谁是一对儿，如果出门，总是六个男孩六个女孩一起走。
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些曾经作为我们舞伴的小伙子，成了坦克学校的学员，后来又遍体鳞伤地缠着绷带被送了回来。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当时，我就是听到别人的笑声，都感觉是不能原谅的。在如此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时，怎么还能笑出来，怎么还可以高兴？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后备役部队。家中只留下幼小的弟弟们和我，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在我告诉妈妈我要上前线时，她顿时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但我还是从家里逃走了……我到部队才给妈妈写了信，她那时已经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护士）
听到命令全体列队……我们马上按照个头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个。连长走过来，扫视了一遍，朝着我走过来：
“这是哪儿来的拇指姑娘啊？你在这儿会做什么呢？要不，先回到妈妈身边去，再长长个头吧？”
可是我已经没有妈妈了……妈妈在轰炸中死掉了……
我毕生难忘的最强烈印象……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当时我们正在后撤……虽然我们是躲藏在灌木丛后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们的战士是用步枪和德国的坦克对阵，是用木枪托和铁甲车拼！只要还没倒下，他们就流着泪水怒吼着厮打，直到中了德军机枪手的扫射。用步枪对付德军的坦克和轰炸机，这就是战争的第一年……
——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诺兹德拉乔娃
（卫生指导员）
我事先就请求妈妈，甚至是央求妈妈，到时候千万不要哭出来。当时虽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里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我妈妈倒确实没有哭，她那么呆呆地站着，就像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的头发给剪得像个男孩，只剩下一小绺刘海儿。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啦，《你为前线做了些什么？》啦，当时举目皆是，对我影响可大了。当时有什么歌曲？唱的都是《起来，强大的国家……挺起身，殊死搏斗》这些歌。
我们出发时，惊讶地看到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摆放了尸体。战争已经在进行……不过青年就是青年，我们还一路高歌，甚至还很高兴，纷纷说笑打趣。
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进，修复铁路，我们家人都获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叶夫盖尼亚·谢尔格叶芙娜·萨普洛诺娃
（近卫军中士，航空机械员）
战前我就在军中做电话接线员。战争爆发后那几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鲍里索夫，通信站站长召集我们大家排好队。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不是士兵，是平民职工。
他对我们说：“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姑娘们，你们将会遭遇很多艰难、很多危险。趁现在还不算迟，如果谁想离开，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愿意留在前线的，请向前跨出一步……”
这时，全体姑娘就像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二十个人，一致决心保卫祖国。战前我连打仗的连环画都不喜欢看，只喜欢读爱情小说。可是瞧瞧我现在呢？！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着。士兵们把饭盒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匆吃点东西，在总机旁打个盹儿，再戴上耳机继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洗洗头发，我只好提出这样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尔斯卡娅
（电话接线员）
我们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员会……
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了，当我们又一次上门时，兵役委员总算没有把我们赶出去：“好吧，你们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过护士啦、司机啦什么的……你们行吗？你们在战场上到底能做些什么？”我们听不懂他的话。能做什么？我们面前不存在这类问题啊。我们就是想打仗，这就够了，根本没有想过，上战场还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体的能力。他一下子可把我们问住了。
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女孩就去学了护理课程。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学校、医院和俱乐部统统都住满了伤员。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我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叶莲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
（准尉，护士）
我那天本来是有个约会……我简直就像插上翅膀飞着过去的……我还以为他那天会向我表白，说“我爱你”呢，不料他满面愁容地来了：“薇拉，战争来了！我们要直接从课堂被派上前线去。”他是读军校的。这样子，我当然也必须让自己扮演圣女贞德的角色。只要能上前线，只要能拿起武器，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须的！我跑到兵役委员会，但遭到严厉驳回：“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护士，而且至少要学习六个月。”六个月？我呆住了。对我来说，这可是感情问题啊……
人家告诉我，不管怎样都必须学习。好吧，我去学习，不过不是学护士……我想学开枪！像他那样去射击。反正我已经准备好就这样了。在我们学校常常有参加过内战和西班牙战争的英雄来演讲。女生都觉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们瞧不起我们。反倒是在童年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是：“姑娘们，去驾驶拖拉机吧！”“姑娘们，去当飞机驾驶员！”当然了，我这里面含有爱情成分，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两人如何死在一起，当然是在同一场战斗中……
我是在戏剧学校学习的，一直梦想当一名演员。我的理想，是当拉里萨·赖斯纳1那样的女人。穿着皮夹克的女政委，我喜欢她那种美丽……
——薇拉·丹尼洛夫采娃
（中士，狙击手）
所有比我年纪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线了……剩下我独自一人没有被录取，我痛哭了一场。别人对我说：“丫头，你应该去学习啊。”
但是刚刚学习了没有多久，我们院长突然来了，宣布说：
“姑娘们，战争终究会结束，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但现在是需要保家卫国。”
我们上前线那天，工厂的领导们都来送行。那是夏天。我记得所有的车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人们纷纷给我们赠送礼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饼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动得在站台上跳起了乌克兰戈帕克舞！
列车昼夜兼程了许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们在一个车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点喊出来：一列接一列的车厢里，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们招手，有的挥舞头巾，有的扬起船型军帽。我们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够了，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现在由我们姑娘去接替他们。
妈妈给我写了一个祷告，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盒里，也许真的会保佑吧？最后我真的平安返回家乡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会亲吻这个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护士）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自己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可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叫：“战争来了！战争来了！”我记得人们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见到的人，他们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祷告，这是早就几乎见不到的情景了……人们公开地祈祷，公开地在胸前画十字。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的坦克和我们好看的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以前总是在游行中看到它们，总是为它们而骄傲啊！还有，我军的统帅们都去哪儿了？布琼尼2呢？当然……惊慌失措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战胜敌人？
我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助产学校就读二年级课程。我马上想到的是：既然战争来了，那么就应该上前线。我爸爸是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曾经当过政治犯。从小他就对我们灌输“祖国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国是必须保卫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咱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义不容辞……
——塞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帕纳贤
（少尉，摩托化步兵营助理）
妈妈向着火车奔跑过来……她一向是个严肃的妈妈，从来没有亲吻和赞扬过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温和地看我一眼而已。这一次，她跑过来抱住我的头亲了又亲，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妈妈了。一阵难过涌上来……我顿时想放弃一切，丢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家里的奶奶，还有小弟弟们……就在这时候，军乐奏起了，口令下达了：“各就各位！……按照车厢顺序，上车！”
我从车上，向妈妈久久地挥手，挥手……
——塔玛拉·乌里杨诺夫娜·拉德尼娜
（列兵，步兵）
我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团……要是从来不去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好，说吧，战士松古洛娃，请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开枪射击的岗位上去。”
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的情绪。我们全都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实在是太渺小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将军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丫丫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个个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简直就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说话呢。）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军队要是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
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
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1943年6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了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讲讲，让您明白，当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我们当时是那样一种人，今后不会再有了，完全绝种了！我们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诚，有绝对的信念！我们团长接过旗帜，下达指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和其他兄弟团，不管是坦克团还是步兵团，都平起平坐了！我们站在那儿哭啊，个个泪如泉涌。现在您是不会相信的，当时由于一种震撼，我全身绷得紧紧的。我身体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神经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吗？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通过心灵震撼而治愈的……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巴
（上士，通信兵）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〇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我跑下楼去，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我抬起头，试着掐掐手指，还能动弹，左眼感觉湿乎乎的，走到办公室，那里到处是血。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问道：“您是谁？从哪儿来的？”等走近一看是我，惊叫了起来：“柯赛尼亚，这么久，你去哪里了？伤员们都饿坏了，可你人影都不见了。”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我马上就去打晚饭。我当时是双眼发黑，汗如雨下。刚开始分发晚餐，我就晕倒了。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还听到：“快点快点！”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快点快点！”
没过几天，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妈妈都没认出我。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门前敲门。里面回应：“来啦来啦……”
我走进门先问了好，又说：“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
妈妈把炉子通了通，我看到两个弟弟在地板上蜷缩在一堆稻草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妈妈还没认出是我，又说：“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们是怎么活的？趁着天还没全黑，您还是继续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还在说：“女公民，趁天还没黑下来，您继续赶您的路吧。”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起扑向我，尖叫着抱住我……
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我经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忆中……
——柯赛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奥萨德切娃
（列兵，管理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