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夫季亚·格里戈里芙娜·巴尔苏克，清理人的妻子
塔玛拉·瓦西里芙娜·别洛卡雅，医生
叶卡捷琳娜·费多罗芙娜·博布洛娃，从皮里亚特镇撤离的居民
安德烈·巴提斯，记者
伊凡·瑙莫维奇·维吉奇克，小儿科医师
叶连娜·伊利尼契娜·沃罗尼科，布拉金安置中心的居民
斯韦特兰娜·戈沃尔，清理人的妻子
纳塔利娅·马克西莫芙娜·贡恰连科，撤离的居民
塔玛拉·伊利尼契娜·杜比科夫斯卡雅，那罗夫亚安置中心的居民
艾伯特·尼古拉耶维奇·扎里茨基，医生
亚历桑德拉·伊凡诺夫芙娜·克拉夫特索娃，医生
叶列诺拉·伊凡诺夫芙娜·拉杜坚科，放射学家
伊琳娜·尤里芙娜·卢卡舍维奇，接生婆
安东尼娜·马克西莫芙娜·拉里沃契科，撤离的居民
阿纳托利·伊凡诺维奇·波利修克，水文学家
玛丽娅·雅科夫列娃·萨维列耶娃，母亲
尼娜·汉特斯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我很久没有见过因为怀孕而开心的女人了，也没见过快乐的母亲。一个最近生产的母亲，她刚恢复精神，便马上喊道：“医生，把孩子带来给我看！把他带过来！”她抚摸着婴孩的头、前额、娇小的身体和四肢。她只是想确定：“医生，我生下来的孩子正常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护士帮婴儿喂食。母亲很害怕地说：“切尔诺贝利离我的住处不远。我曾去那里探望我妈妈。我被黑色的雨淋到了。”
她还告诉我们她做的梦，她梦到她生了一头有八只脚的小牛，还有长着刺猬头的小狗。真是古怪的梦。女人们以前不会做这样的梦。至少我从没听说过。我当接生婆已经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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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校老师，我教俄文。这件事发生在……我想想……是在六月初的考试时。校长忽然将我们全部人召集起来，宣布：“明天，所有人都要带铲子来。”
原来，我们必须把学校周围受污染的表层土挖起来，然后军队会前来将地铺平。
教师们提出了问题：“他们会提供什么样的防护装备给我们？他们会带特殊服装或防毒面罩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拿起你们的铲子挖就对了。”
只有两个年轻老师拒绝这么做，其他人都出去铲土了。虽然觉得受到了压迫，但在我们心中，仍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工作——要勇于面对困难和危险，要能保护我们的祖国，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教导学生的事吗？要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牺牲奉献。我教导的俄国文学作品，可不是在讲人生道理，而是战争，例如肖洛霍夫、绥拉菲莫维奇、富尔马诺夫、法捷耶夫和鲍里斯·波勒沃夫。只有两个年轻教师拒绝参与。他们是新一代的人。这些人已经跟我们大不相同了。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外头铲土。我们回家时，意外地发现商店仍在营业，女人们开始购买裤袜和香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气氛了。尤其是忽然间出现了排队人潮，在购买面包、盐巴和火柴的现象，更加深了这种气氛。大家都忙着把面包脱水，做成饼干。虽然是在战后出生的，但我很熟悉这一切。我已经可以想象我会怎样离开我的家，我跟孩子们会怎么被撤离，我们会带些什么东西走，给母亲的信会写些什么。虽然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日常生活却一如既往，电视上仍播放着喜剧。我们知道如何在恐惧中生活，这是我们的天性。在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我们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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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进村后，开始撤离居民。街道上很快便充斥着军事器材：装甲运兵车，盖着绿色帆布的军用卡车，甚至还有坦克车。居民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离村庄，这样的气氛充满压迫感，特别是对那些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刚开始，人们抱怨俄罗斯人——是他们的反应炉出了问题，所以是他们的错，然后渐渐改口为：“都是政府的错。”
切尔诺贝利事件常被拿来与战争相提并论，但前者严重多了。战争是人们可以理解的。而切尔诺贝利呢？人们对此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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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感觉像是我从未离开过此地。我每天的行为一模一样。走在同样的街上，经过同样的房子。这个城镇就是这么宁静。
那一天是星期天，我躺在外头，晒着太阳。我母亲跑了过来：“孩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都躲到家里，你竟然还在这里晒太阳！”我笑了：“那罗夫亚离切尔诺贝利有四十公里远。”
当晚，一辆日古利车停在我家门前，我朋友跟她丈夫走了进来。她穿着浴袍，她丈夫穿着运动服和老旧的拖鞋。他们从皮里亚特穿过森林，经过乡间小路才来到这里。
一路上有警察巡逻，还有军队封锁道路，他们不打算让任何人离开。她一进门就大喊：“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点！”她不停地喊着。“我们刚买了新家具、新冰箱。我还织了一件毛衣。所有东西都留在那里，我用玻璃纸把东西都包了起来。我们整晚都没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到底会怎么样？”她丈夫试图安抚她，我们一连好几天都坐在电视前，等着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但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声明。等到节日过后，戈尔巴乔夫才出现在电视上，他说：“同志们不要担心，一切状况都在控制之中。情况并不糟。人们仍在当地生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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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撤离的牲畜，被赶到地方行政中心的指定集合点。那些奶牛、小牛和猪群像疯了一样，在街上到处乱跑——人们想牵走就可以牵走。载着罐装肉品的火车从肉类集散场开到卡里诺维奇的车站，再开往莫斯科。莫斯科不接受这些货物，所以火车又开了回来，这些车厢如今已是坟场了。一整批货都被我们埋葬在此。我身上肉类腐烂的味道到了晚上仍消散不去。“这就是核子战争的味道吗？”在我印象中，战争的味道是硝烟味才对。
起初，他们会在夜间把孩子们运出来。他们打算隐瞒这场灾难，但人们还是发现了。人们会带着牛奶罐，来到我们的巴士前要食物，还自己煎派来吃。这情况就跟战争时一模一样。没有比战争更贴切的比喻了。
接着在地方行政官的办公室开了一场会议。这气氛像是在战时一样，所有人都等着民防科科长发言，因为大部分人对辐射一无所知，只有高中物理教过一点。科长走上台，照本宣科地念着核战书的内容，例如：一个士兵受到五十伦琴的辐射，就必须离开前线；如何建造避难所；如何穿戴防毒面具，以及测定爆炸范围的数据；等等。
我们搭着直升机来到污染区。我们全都装备齐全——没穿内衣，穿着看起来像厨师的廉价棉质雨衣，外头罩着防辐射的材质，戴着连指手套和外科用口罩，身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装备。我们降落在某个村庄，那里的小男孩正在沙堆里玩耍，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孩子嘴里衔着一颗石头，另一个孩子咬着树枝。他们都没穿裤子，裸露着身体。我们收到命令，不能造成民众恐慌。
而现在我要承受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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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开始播放这些片段—一一个老婆婆正在挤奶，把挤好的奶装到罐子里。一位记者带着军用辐射剂量计前来测量牛奶，然后旁白说：“看吧，一切都没问题，这里离反应炉只有十公里远。”
电视里还播了人们在皮里亚特河畔游泳、晒太阳的画面，远方可以看到反应炉和冉冉烟缕。旁白说：“西方想要制造恐慌，编造和这次意外相关的谎言。”然后，记者会再次拿出辐射剂量计，测量盘子里的鱼、巧克力条，或者小贩卖的松饼。这些全都是假的。当时军用的辐射剂量计，是设计用来测量环境辐射量，而非测量单一物品的。
这些谎言，这些天大的谎言，在我们心中已与切尔诺贝利密不可分。只有在战争时，政府才会说出这样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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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丈夫想要男孩，而我想要女孩。医生试图说服我：“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你必须堕胎。”我丈夫是个卡车司机，他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天被叫去运送沙石。但我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生出来的婴儿是个死胎，少了两根指头。是个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给她手指啊，”我心想，“她毕竟是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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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打电话给军方总部——所有医疗人员都去出任务了——因此我自愿帮忙。有一位少校，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人加入。”
我试着说服他：“首先，年轻的医生还没有准备好；其次，他们的危险程度会增加，因为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辐射影响。”
他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了，我们要派年轻人出去。”
患者伤口愈合的速度越来越慢。我还记得第一次下辐射雨的情景——人们后来称之为“黑雨”。我们是世界上最好、最杰出、最强大的国家，但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应付这种事。
我丈夫是一位工程师，有大学学历，他很严肃地想要说服我，这是一场恐怖攻击，是敌国的牵制行动。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我遇见一位曾参与建筑斯摩棱斯克核子反应炉的人。他告诉我，那些水泥、板材、钉子跟沙石是怎样从工地被偷走带到邻近镇上去卖的。这些建材被偷去换成现金，或换来一罐伏特加。
党中央会派人到城镇来跟工厂与人们商谈，但是来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去除辐射活性，不知道如何保护孩童，也不知道食物里渗入了多少放射线系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也全然不懂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更不用说懂同位素了。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就像从外星来的一样。他们只知道颂扬苏联人民的勇敢，讲述军队的英勇事迹和揭露西方间谍组织的阴谋。当我在党内集会中提出怀疑时，他们却告诉我要取消我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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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害怕继续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给了我一个辐射剂量计，但有了这个又能如何？我洗好衣服，洗得既洁白又干净，辐射剂量计却响了起来。我烹饪食物，制作饼和派，辐射剂量计又响了起来。连我铺床时，它都会响。我要这个东西做什么？我哭着给我的孩子们喂饭。他们会问：“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我有两个男孩。他们没去托儿所或幼儿园——他们总是待在医院里。大的从外表上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他没有头发。我带他去看过医生，也看过传统医者7。在同年级的孩子里，他是最瘦小的。他不能跑步、玩耍。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倒他，他就会开始流血，还有可能会死。他得了一种血液疾病，这个病名我不知道怎么发音。我跟他一起躺在医院，心里想：“他快要死了。”我后来才知道，不应该这么想。我躲在浴室里哭泣。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会在病房里哭，她们都会到浴室或厕所里哭。我回来时，带着满脸笑容：“你的脸颊好红润，你会好起来的。”
“妈妈，带我离开医院。在这里我会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死了。”
现在我该去哪里哭呢？去浴室吗？浴室前面已经排起了队——排队的人都跟我有着相同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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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一日纪念日当天，他们允许我们到墓园去。我们可以去坟墓，但警察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房子和庭院里，不过至少可以从墓地远望家园。我们在那里为家乡的人们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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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住在这里。让我来举例说明。刚开始的几年，在那些“肮脏”的区域，政府在商店里摆满了中式牛肉罐头、荞麦等物资，于是人们便说：“噢，住在这里真好，现在你赶不走我们了。”
土地受污染的程度不一——在集体农场里可能有一块田是“干净的”，而旁边的田却是“肮脏的”。在“肮脏”的田里工作的人可以领到更多钱，所以大家都抢着去，而不愿意去“干净”的田里工作。
前不久，我弟弟从东亚回来看我。他说：“你们这里的人都像是黑盒子。”他的意思是飞机上那种记录航空信息的黑盒子。我想，我们这里的人都活得好好的，会说话，会走路，会吃饭，我们热爱彼此，但我们都是记录信息的黑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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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儿科医师。孩子们有不同的观点。举例来说，他们不认为癌症等于死亡——他们还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们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例如诊断结果，服用的药品，手术的名称。他们懂的比他们的母亲还多。他们过世的时候，脸上有着惊讶的表情。他们就这样带着讶异的表情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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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警告说，我的丈夫有可能会死。他得了白血病，也就是血癌。他从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回来后，两个月内便生病了。是工厂的人派他去的。某次夜班结束后，他早上回到家说：“我明天要离开了。”
“你要去做什么？”
“在集体农场工作。”
他们在方圆十五公里的土地用耙子耙起麦秆，采收甜菜，挖马铃薯。
后来他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望他的父母。他跌倒时，正在跟他父亲一起补墙。我们叫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他的白细胞过高，已达到有生命危险的程度。
回来时他说：“我就要死了。”他变得很安静。我试着说服他不要这样想。我哀求他，但他不相信我。后来我帮他生了一个女儿，他才肯听我的话。有一次我早上醒来，看着一旁熟睡的他，心想：我以后一个人该怎么办？
人不应该一直想着死亡，所以我把脑海中的这些念头赶走。如果我早知道他会因此生病的话，我会把家里的门都锁上，我会站在门口挡着，我会用家里所有的锁，把每一扇门都锁起来，不让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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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我儿子这两年来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我不想再听到或读到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事。我什么都见识过了。
医院里的小女孩玩着洋娃娃。她们会合上洋娃娃的眼睛，假装洋娃娃死了。
“洋娃娃为什么死了？”
“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小孩，小孩子都活不了，生下来以后就会死。”
我的小孩阿尔乔姆七岁了，但是看起来像五岁的孩子一样。我看到他闭上眼睛，以为他睡着了。我哭了起来，以为他不知道，但他却开口说：“妈妈，我要死了吗？”
他会沉沉睡去，几乎没有呼吸。我会跪在他的床边：“阿尔乔姆，睁开你的眼，跟我说话。”我心想，他的身体还是暖的。
他会睁开眼睛，然后又沉沉睡去，像是死了一般。
“阿尔乔姆，睁开你的眼。”
我不会让他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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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在庆祝新年。各种食物我们应有尽有，而且全是自制的，有猪油、肉类、腌菜，连伏特加都是自制的。只有面包是从商店里买的。当然，“自制”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残留着铯和锶的余味。但我们还能从哪里取得物资呢？镇上的商店都空了，就算有东西买，以我们的薪水和抚恤金也买不起。
家里来了一些客人，是我们的邻居，都是些年轻友善的人。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集体农场的技工，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吃饭喝酒，然后开始唱起歌来。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唱起那些老歌——革命歌曲和军歌。“柔和的晨曦照亮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那是个美好的夜晚，像是回到了过去。
我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他是学生，住在首府。他回信说：“妈妈，我试着想象这个画面。这很不可思议。在切尔诺贝利的家中，新年枞树被装饰得闪闪发亮，人们围绕着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和军歌，像是古拉格集中营和切尔诺贝利事件都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感到很害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儿子。他已无家可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