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只和一个朋友说过。
我是摄影师，我带着我学会的所有技巧去了那里。战争时，你成为真正的作家。《战地春梦》是我最喜欢的书，可是我到了那里，看到居民挖掘菜园，田里有牵引机和播种机。我要拍什么？没有任何东西爆炸。
我拍摄的第一个场景是农会。他们召集所有人，在舞台上摆了一台电视机，播放戈尔巴乔夫的演说——“一切顺利，都控制下来了”。
我们拍摄的村子在“去除辐射”，也就是清洗屋顶，但是你如何清洗老太太漏水的屋顶？至于土壤，你必须挖掉肥沃层，只留下黄沙。一位老妇人遵照命令把土丢掉，却刮下粪肥，说留下来以后可以用，可惜我没拍下来。
我们到哪里都有人说：“啊，拍电影的人，等一等，我们去帮你找几个英雄。”
他们带来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子，说他们花了两天赶走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的牛。拍摄后，牲畜专家带我去看一个大坑，他们用推土机把坑里的牛埋起来，但是我没有拍下来。我转身背对那个坑，拍摄爱国纪录片的传统画面——推土机司机在看《真理报》，报上的标题写着：“国家不会抛弃遭遇困难的人民！”
我甚至幸运地看到一只鹳降落在田地中央，象征无论遇到什么灾难，我们最后都能胜利！日子会继续过下去！
乡间小路灰尘飘扬，我知道那不是单纯的灰尘，而是辐射尘。为了保护光学镜头，我把相机藏起来，那是非常干燥的五月，我不知道我们吞了多少辐射尘。一星期后，我的淋巴结就肿起来了。
我们把胶卷当成弹药般节省，因为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要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他计划去哪里，不过我们自己发现了。有一天我们开车经过一条路，灰尘厚得像墙壁。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开始铺那条路，铺得很卖力，至少铺了两三层，我们就知道那是大老板会出现的地方。我拍摄他们笔直地走在崭新的柏油路上的场景，一公分也没偏，可是我没有放进影片里。
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最可怕的部分。辐射探测仪给的数字是一组，报纸给的是另一组。所以我渐渐明白一件事：我家里有年幼的孩子，还有我亲爱的妻子……我怎么会笨到来这种地方？好吧，也许他们会颁一枚奖章给我，但是我的妻子会离开我。
在那里，唯一的救赎是幽默，所以出现了各种笑话：村子只剩下一个无赖和四个女人，她们问对方：“你先生现在怎么样？”“哦，那个瘪三啊？他也跑到其他村子了。”
如果你太严肃……切尔诺贝利……他们铺路……溪水仍然流动，但是那件事的确发生了，我身边有人过世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太阳升起，燕子飞翔，可是天开始下雨，燕子死了。你明白吗？我想用几个字解释另一个层面，解释我当时的感觉。
我拍摄开花的苹果树，看到大黄蜂嗡嗡作响，苹果花白得像新娘的白纱。人们还在工作，花园里花朵绽放。我拿着摄影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曝光正常，画面漂亮，但就是不对劲，过了一阵子，我恍然大悟——我闻不到任何气味。花朵盛开，可是没有味道！
后来我才知道，有时身体对高剂量辐射的反应是阻断某些器官的功能。我当时想到，我七十四岁的母亲也闻不到任何气味，我以为我和她一样。
我问同行的另外两个人：“苹果树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没什么味道。”
发生怪事了，紫丁香也没有味道。紫丁香！我觉得身边一切事物都是假的，好像置身于电影场景。我无法理解，我没有看过任何和这种事有关的资料。
小时候，隔壁一个在战争期间参加过游击队的女人，告诉我他们的部队被包围，后来成功脱逃的故事。当时她带着一个月大的宝宝，和部队一起沿着沼泽前进，四处都是德国人。这时婴儿突然哭了起来，因为担心哭声泄露部队的行踪，她就把婴儿掐死了。
她告诉我这件事时很冷静，好像事情不是发生在她身上，孩子也不是她的。我不记得她为什么告诉我这种事，只记得我感觉很可怕……如果是我经历了那种事，一定不想活下去。我当时还很小，但是得知那件事之后，每次看到那个女人，我都觉得很不舒服。
她又如何看我？（沉默）所以我才不想记住隔离区的日子。我想出各种解释，但我就是不想打开那扇门，我想了解在那里关于我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些不是。
一天晚上，我在旅馆醒来，听到窗外传来单调的声音，还出现奇怪的蓝灯。我拉开窗帘，看到几十辆有红十字和警报器的卡车安静地行驶在街上。我觉得很震撼，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战后长大的人很喜欢看战争片，有时候我想，如果所有人都离开，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假装自己死掉了？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霍伊尼基市中心有一块“功勋匾额”，这一带优秀人士的名字都刻在上面。
但开车进入辐射区幼儿园接小孩的，是酒鬼出租车司机，不是名字刻在匾额上的人。在那种时候，每个人都露出真面目。我也拍摄了疏散过程，他们先撤离小孩，让他们坐上大巴士。
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拍摄战争电影常见的场景，人们的举止也很像电影的画面，如同很多人喜欢的《雁南飞》里的场景——滴眼泪，简短的告别。原来我们都在寻找熟悉的行为模式，希望呈现出那个时刻该有的样子，符合我们记忆中的模样。女孩对妈妈挥手的方式就像在说：“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们会胜利！”
我以为明斯克也会疏散。我怎样和我的妻儿道别？我想象自己摆出相同的表情：我们会胜利！我们是勇士！我从小就记得父亲穿军装的模样，虽然他根本不是军人。为金钱而烦恼是资产阶级才做的事，为自己的生活烦恼代表不爱国，饥饿才是正常的。我们的父母经历过大灾难，我们也要熬过这一关，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背景，如果我们只是每天工作、酒足饭饱，那就太奇怪了，我们怎么能过那种生活！
我们和清理人一起住在技术学院的宿舍。那些清理人都很年轻，他们送了我们一皮箱伏特加，说对消除辐射有帮助。
有一天，我们听说宿舍有一群女护士。那些家伙说：“啊，好玩了。”两个人跑去看，回来时眼睛差点弹出来。
那些女孩在走廊上，穿着睡衣和有绑绳的卫生裤，绳子拖在地上，衣服松垮垮的，可她们都不在乎。所有衣物都很旧，也不合身，就像挂在衣架上似的挂在她们身上。有些人穿拖鞋，有些人穿着快散开的旧靴子。她们也穿经过化学处理的半身橡胶衣，有些人连睡觉都不脱，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她们其实不是护士，只是军事研究部的人。他们把她们拉出来，告诉她们只需要待一个周末，但是我们到那里时，她们已经在隔离区待了一个月。她们说，她们被带到反应炉旁检视烧伤的人，只有她们和我们提过和烧伤有关的事。我仿佛还看得到那些如梦游般在宿舍走动的女孩。
报纸说还好风是往另一边吹，不是朝基辅吹。好吧，但是风朝着白俄罗斯吹，吹向我和我的尤厘克。我们在森林里择白菜，老天，当时怎么没人警告我们？我们离开森林，回到明斯克后，有一天我搭公交车上班，无意间听到一群人在聊天，说一个到切尔诺贝利拍片的摄影师在那里被烧死。我心想，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我认不认识。然后他们说他“很年轻，有两个小孩”，名字叫“维佳·古列维奇”。
我们的确有一个年轻摄影师叫那个名字，但是两个小孩，他怎么没告诉我们？快到工作室时，有人更正：“不是古列维奇，是谢尔盖·古林。”天啊，那是我的名字！现在讲起来很好笑，但是我走向工作室时，一路上都担心我打开门会看到他们在举办告别仪式，墙上挂着我的照片，然后又荒谬地想：“他们从哪里找来我的照片？人力资源部？”
传言是怎么出现的？我想是因为事件规模和受害人数不成正比。例如库尔斯克会战，死了好几千人，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里，一开始只死了大概七名消防队员，后来又多了几个，但是之后的说法就太抽象了，我们无法理解——“几代人后”“永远”“没事”，所以传闻就出现了：三头鸟，鸡啄死狐狸，无毛刺猬，等等。
后来他们又要派人去隔离区，一名摄影师拿了医师证明，说他有溃疡，不能去，另一个在度假。他们把我叫去，说：“你得再去一次。”
“但是我才刚回来。”
“你已经去过了，所以对你来说没什么差别，而且你已经有小孩，其他人都还年轻。”
搞什么，也许我想生五六个小孩！他们开始对我施压，例如说：“我们马上要重新评估薪水，你有这个资历就可以加薪。”
那是既悲哀又可笑的故事，我几乎记不得了。
我曾拍摄待过集中营的人，他们都尽量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了解那种感觉，聚在一起回想战争，会有些不自在。共同经历过那种屈辱，目睹过人在最恶劣情况下是什么模样的人，会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不太想讲我在切尔诺贝利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义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在极端状态下，人的表现不会像书里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有大有小。我的心里有一些画面：集体农场的主席要两辆车，因为他得运送家人和所有衣服家具，所以党部也要一辆车，这样才公平。而同时，他们好几天都找不到汽车运送托儿所的一群小孩。
两辆车都塞不下主席的所有家当，包括三升果酱和泡菜罐，我看着他们打包，却没有拍下来。（突然笑了起来）我们到店里买了香肠和罐头，却不敢吃，又不想扔掉，就一直放在车上。（变得严肃）我发现世界末日时，邪恶的机制也照样运作，人们仍然说三道四，拍大官马屁，大官带着他的电视机和丑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很难过，因为我无法替拍摄团队争取到任何好处。其中一个人需要公寓，我去找工会委员会：“帮帮忙吧，我们在隔离区待了六个月，应该给我们补贴。”
他们说：“好吧，把你们的证书带来，我需要证书，上面要有印章。”
我们去隔离区的区域委员会，里面只剩一名叫作娜斯佳的女人，拿着拖把走来走去，所有人都跑了。一个导演有一大沓证书，证明他去过哪里，拍摄过什么影片。他是英雄！
我的脑海里有一部很长很长的电影，那是我没有制作的影片，有很多集。（沉默）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
有一次我们随同士兵去一间小屋，一名老太太住在里面。
“好了，婆婆，我们走吧。”
“没问题。”
“好，婆婆，那就收拾一下行李。”
我们在外面抽烟等待。老太太抱着一尊圣像、一只猫和一个小包袱走出来，她只带那些东西。
“婆婆，规定不能带猫，它的毛有辐射。”
“不行，没有猫我不走。我怎么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留下来，它是我的家人。”
影片就从这里开始——老太太，还有那棵没有味道的苹果树。现在我只拍摄动物。有一次，我把切尔诺贝利的影片放给小孩看，大家都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不需要看那些东西。”孩子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他们的血液在改变，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我原本估计只有五到十个人会来，结果戏院爆满。他们问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名红着脸，结结巴巴的男孩——平常应该很安静的那种小孩一问：“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帮助动物？”他是未来的主人公，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的艺术都是关于苦难和爱情的，但不包括所有生物，只有人类。我们不愿降贵纡尊，动物和植物是另一个世界。在切尔诺贝利，人类不在乎其他生物。
我四处打听，得知事故刚发生后的几个月，有人提出让动物随人一起疏散的计划。但是怎么实行？你怎么安置它们？好吧，也许你可以迁走地上的动物，但是在土里的虫子和蚯蚓呢？天空的动物呢？你如何撤离鸽子或麻雀？你怎么安置它们？我们没办法提供它们必要的信息，那也是哲学上的难题，我们的思想在那里发生了变革。
我想拍摄一部叫《人质》的影片，和动物有关。奇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和动物、树木、鸟类变得更亲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些年来，我到隔离区，看到野猪或麋鹿跳出废弃的房子，那就是我拍摄的画面。我要拍一部影片，从动物的角度检视一切。
“你在拍什么？”有人对我说，“看看你周围吧，车臣在打仗。”但是圣方济各对鸟儿讲道，平等地和它们说话。如果鸟儿用鸟语和他交谈，会不会感到委屈，因为自己是鸟儿，不是他？
——谢尔盖·古林，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