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写给弟弟王天乐
1991年冬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七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路遥一夜成名。作为名人，路遥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很多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他因此写信给在陕西日报当记者的四弟王天乐，谈到了自己的苦恼，也谈到了要集中精力写一部宏大作品的计划。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完成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并因长期专注创作毁坏了身体。1992年11月17日，在写完《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后，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四十二岁。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下乡插队的梁家河与路遥的旧居郭家沟只隔着几十里地，同属延川县。在回忆文章中习近平写道：“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
路遥遗著《早晨从中午开始》原是篇提献给弟弟王乐天得书信体长文，此为节选。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路遥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